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变化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阶级关系的变化

  隋代的士族门阀

  隋唐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还有士族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两个阶层。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士族门阀的衰落及其退出历史舞台。

  隋代的士族门阀是魏晋士族门阀的继续和发展。自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士族门阀,到了东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隋唐时期,是士族门阀的最后阶段。

  隋代的士族门阀,在社会上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在多数士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

  杨坚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关中的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杨忠是随周太祖宇文泰进据关中的功臣。因宇文氏在北魏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故而他不得不依靠关中士族,还有陆续进入关中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隋文帝正是在这些士族的支持下取周而代之的。隋文帝在和皇太子的对话中明显地透露了这个问题。怀州刺史卢贲,因居功自傲,使隋文帝颇为不满。皇太子杨勇道:“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隋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①隋文帝提到的这些人,郑译、卢贲是山东郡姓,柳裘、韦謩(与柳裘等共助隋文帝夺取政权者)是关中大姓。皇甫绩的外祖是韦孝宽,韦孝宽是关中大姓,皇甫绩也不会例外。至于刘昉,虽非名门士族,但据其家世,也不会是寒门。隋文帝在这些人犯罪的时候还多加迁就,可见他们和隋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隋文帝说若非这些人支持他不至于做皇帝,确是肺腑之言。

  在隋朝政权中,士族官员也有重要地位。开皇年间,被称为“四贵”的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都是士族。高颎是世代公卿之后,渤海名门望族;苏威是关中大姓;按虞庆则的家世,至少也应当是士族中的低门;杨雄是皇族。这说明开皇年间的士族,在政治上还是举足轻重的。

  另外,作为关中郡姓首望的杨素,更是家世显贵,权大位尊。隋南伐陈时,他为行军元帅,因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宰相,很受隋文帝重用,故而他的政治地位崇高,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能左右时局。

  大业年间,虏姓士族的宇文述,关中郡姓的裴矩,江南士族的虞世基等,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隋朝政权中的士族门阀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由于士族势力的强大,门第观念也影响深远。元孝矩是虏姓士族首望,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①。后来房陵王杨勇做了太子,当然元孝矩女就是太子妃了。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崔儦,因其“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①。这些都是门第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更有甚者,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还有些人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大业十三年(617)十月,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眼看隋炀帝政权朝不保夕,欲起兵反隋。大家共推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推辞道:“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②后来,果然是萧铣做了首领。萧铣是侨姓士族。在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人们的门第观念还如此浓厚,唐代士族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士族门阀

  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③。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

  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④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618—626),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627—6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①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①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①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③。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③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

   唐代士族门阀的特点

  唐代的士族门阀在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三个特点。

  其一,与其经济势力的强弱和其官品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氏族志》、《姓氏录》到《姓族系录》,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的高低融合为一体。按照唐代均田制度:“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各级官吏都有“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④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都免课役。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一致的。随着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消长的士族门阀势力,必然也从经济上和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均田制破坏以后,各级官吏还可以通过赏赐、兼并等途径得到大量土地,各级官吏和士族门阀势力在经济上的融合还继续有所发展。

  其二,士族门阀的地位和官品的高下相一致,促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没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更加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重才轻门第的用人标准,使很多庶族人士跻入士流,从而打破了原有士族门阀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有的士族,虽然在武德年间还在政治上保有绝对优势,但贞观以后,由于士族成分的变化,士庶合流的倾向已日益明显,遂使士族门阀制度江河日下,以至退出历史舞台。

  其三,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皇帝的削弱。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针对一些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还有“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情况,下诏“禁卖婚”。显庆四年(659),高宗针对李义府向士族求婚不成事,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①这些措施,再加上《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不断调整士族内部各姓的地位,加速士庶合流的进展,都促使士族门阀制度日益衰落。尽管旧的士族也曾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到了五代,士族门阀制度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簿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这种论述,符合实际情况。② 农民阶级

  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客户、佃民等。自耕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先后按照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向朝廷交纳赋税。这个阶层,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中,其中的少部分可能上升为地主或官僚地主,但大部分则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仅可勉强维持生活,甚至破产流亡,成为客户或佃民。

  客户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佃客、佃家、佃户等佃民。历代统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剥削对象,都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隋高颎制定输籍法,就是用轻税的办法使很多客户成为国家编户的。唐后期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③,也是要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朝廷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客户为摆脱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背井离乡,逃亡他乡去做私家的佃户,或者带着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私家的荫附户口。这样一来,朝廷的税源大大减少。因此,封建朝廷和各种地主之间也常常为此而发生矛盾。地主阶级内部这种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正说明客户的数量很多,同时,更说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权都是靠剥削劳动者而存在的。

  各种佃种土地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私人土地的佃户,一类是租种封建国家的职田、公廨田、营田的佃民。他们没有土地,佃种地主或官府的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私家的佃户,对地主虽有相当的依附关系,但可以自立户籍,和南北朝时相比是松弛多了。佃种官田和逃户田的承佃尸,最初课税轻些,以后有可能发展成类似自耕农的编户。在屯田(营田)耕作的除了士兵以外,还有召募来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他们和自耕农是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主要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断演变。

  隋文帝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隋初的自耕农民数量增多,也就是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多一些,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生产有所发展。大业年间,隋炀帝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停滞,故而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有天灾人祸的影响,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断处于分化状态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向地主手中转移,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客户和流民,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正当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唐统治集团内部也有重大变化,从武德到开元初年那种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玄宗骄奢淫逸,沉湎酒色,致使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边防战争的频繁,也都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因此,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尽管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宪宗时削弱藩镇势力等等,但都没有改变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趋势。同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等各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阶级矛盾有增无减。正是这些原因,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宗时的浙东裘甫起义、懿宗时的庞勋起义、僖宗时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等等,终于使唐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一样,其建立、兴盛和衰落,都是受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的。

  

  ①农民起义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李斌城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有关部分。还对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有所借鉴。

  ①《隋书》卷三八《户贲传》。

  ①《隋书》卷五○《元孝矩传》。

  ②《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④《隋书》卷七○《杨玄感传》。

  ①《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①《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元年。

  ③《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④《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赞》。

  ①《通典》卷二《食货》二。

  ①《唐会要》八三《嫁娶》。

  ②《通志·氏族略》。

  ③本节参考了田廷柱著《隋唐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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