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

  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

  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②。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①,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②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①。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②,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③,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④,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

  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⑤,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①。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②。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③。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①。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②。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①。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②。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③。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④。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⑥。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①。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

  《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①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②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②《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总序》。《志》中各郡户数总和,实为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户。

  ①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隋各州郡户数及每县平均数》。

  ②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

  ③《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④《通典》卷七《食货》七。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6《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则作八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四。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

  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通典》卷六《食货》六。

  ③《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

  ②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③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④《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

  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①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①《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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