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农业的恢复、发展与衰敝
农业的恢复、发展
由于“重农”举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开发、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发展的良好势头。反映元代前期这种面貌的记载非常丰富，有些地区繁盛兴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陕西泾汾地区在蒙金之际的状况是“蓁莽榆棘，连云蔽日”，“千里萧条”，“人迹几绝”，经过招抚，民众“稍稍归集，■芜挽犁，渐就耕业”，然而“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垦殖之后，出现“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陇右金石录·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另一条材料证实了这种景象并非虚言：“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①。宋元之际的两淮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六七十年后，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于视昔远矣！”②元代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大批荒废土地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开发。其中屯田是开发填实大批荒闲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项行动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称汗后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鲁欢地区兴办称海屯田③），中原地区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华黎部将兴办固安屯田）。开始是随营立屯，解决军需，忽必烈时逐步成为重农措施的一项组成部分，发展成遍及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屯田。到大德年间，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处①，二十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垦田数的三分之一②。
屯田分两大系统，中央所属枢密院、大司农与宣徽院屯田，多在腹里地区。地方所属有各行省屯田，有经略使司、提举司统领或路、府、州、县所辖屯田，再有僻远地区的一些屯田点。“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首，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
另一类开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发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发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①。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②。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①。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兴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两代，此后亦续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达一百数十万，如黄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时多次决口，工役屡兴，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之策，十一年，发动十五万民工，二万士兵，为时七个月左右，达到预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是财赋所出之地，但地势低洼，众水注入太湖，水涝则须导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间，权势占为农田，围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涝，湖水渲泄受阻，统一二十多年来，水灾频发，历来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地区。至元二年，平江设都水庸田使司，五年复立又罢。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监，“直隶中书省”②。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发等人围绕开江、围岸、置闸等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兴役，大规模开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元制），江浙地区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广地区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实际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达到的水平。云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般是二石（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陕西汉中地区栽种的水稻“收皆亩钟”③。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产作物，所以元代继续被引种到北方，引植较早的如河北的蓟州（治今蓟县）、渔阳（治今天津市蓟县）地区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⑤、漠北称海地区⑥、河南怀州（治今沁阳）及沁水流域。元末海运不通，元廷在河南洼地置屯田八处，并设都水庸田使司经营水稻种植。河北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地原来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础上发展屯田，范围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密云、顺义），一度收到“岁乃大稔”的效果⑦。
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按“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的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等，数量同；每丁至少种杂果十株（以成活为准）。所在官司必须如实上报，否则即属有罪。由于栽种普遍，所以《农书》提到楮树、榆树、漆树与桔、柑、荔枝等果木杂树的种植与经济价值。元代农书记载的染料作物中列有兰靛多种，红色十种，青绿色十种，褐色十三种。竹是造纸、制扇、建筑的重要材料，也广泛用于手工制作业，“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河南怀孟、卫辉、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杆“不胜其数”，怀、洛、关西等处平原“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江西行省竹园可办课额达一千二百余锭。在这些官营竹园外，尚有大量私营竹园散布于上述地区，从而形成腹里、江南所求购的产品优势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们分别从南北两道传入中国。宋代南道棉（以木本为主）从闽广进入两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为草本）进入河西走廊，元代进一步进入内地，据元初编定的《农桑辑要》说，“西域所产”的木棉，“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因而，“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③。尔后《农书》又说，木棉本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可见，元代的棉花种植已推进到黄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区。元代几部农书记录了从选种、浸种、育苗、深耕、畦畛、锄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种植、生长的各主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普遍和技术的提高。
桑树是传统作物，元代与粮食作物并重，农书用大量篇幅予以记载。至元七年颁布的“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规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区，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于是，桑树种植遍及南北。宋代蚕桑业十分发达的河朔地区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如广平路（治今河北永平县）“课树桑亿万计”①，真定地区“千里桑麻绿荫城”②，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③。汾水流域与河南一带的农户于农居和农田周围种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东滨州（治今山东滨县）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长江中游的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⑥。云南爨、僰之人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张立道于至元初进入云南，推广种制之法，结果“收利十倍于田，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张立道传》）。在知州的倡导下，江浙地区的海宁州（治今海宁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荫境内”（《元史·臧梦解传》）的景象。
宋代的广南西路（治今广西桂林）、川陕路是苎麻的主要产区，元初已推广到河南。山西地区土地亦适宜种麻，麻布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农民以此“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
元代产茶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宋代茶叶种植区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东西路、淮南路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时增设了十三处山场，但两宋之际发生很大变化，山东、河南的大片茶树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货志四》），因此，入元以后主要产茶区明显向南推移，其分布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实行榷茶、征收茶课的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下辖的若干产茶区：杭州、宁国、龙兴、建宁、庐州、岳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静江、临江、平江、兴国、常德府、古田建安等处②。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区也遍布茶场③。第二种类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区，它们负责上贡精绝品种。宋代在福建建安设“岁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两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加上另一个“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拥有采茶、制茶工二万五千以上。除上述榷茶和贡茶的茶叶产区之外，广州、云南等地也遍布茶场①。作为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茶叶生产的专业户称为茶户、园户、磨户或山场小民②。茶叶除传统品种外，忽思慧《饮膳正要》首见记载的尚有河南的温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的西番大叶茶。
元代中期以后农业衰敝气象的显现
蒙古贵族取金、宋而代之后，虽给传统的农业社会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总体而言，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蒙元时代的农民遭受的压榨和剥削是多方面的（详参《赋役》部分）。就社会关系而言，统治阶级由贵族、官僚、上层僧侣、大地主和豪商组成，被统治阶级有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诸色户计”，有处于最下层的奴婢和佃农。元代奴婢数量空前增加，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认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为重”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佃户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构成，但佃户对主人的隶属关系尚不见明显松动的迹象。元籍记载说，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鸡著称，一日经过佃户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鸡，他凭几午憩，鸡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黄岩地方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主不敢施揖”（黄涛：《闲中今古录》卷二）。主人还可任意役使佃户及其子女，干涉其婚姻。在河南陕州地区，有的将少量荒远土地“夹带佃户典卖”，称“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②，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超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③。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⑤，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⑥。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①。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②。如至大二年（130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③。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江下砂场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④。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发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①。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②。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③！”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硙图利，使得原来兴建和疏浚好的灌溉系统的排洪渠道遭严重毁坏，如在黄河流域，遇到干旱，河身涸露，水泊淤地便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修成后曾灌溉良田数万顷，但后来豪民沿渠立堰起立碾磨，河北保定清苑水塘也发生类似情况，结果是“沙塞堤圮”、“灌溉利绝”①。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腐败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0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①，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①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三《梯云庄记》。
②孔齐：《至正直记》卷四《钟山王气》；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杨翮：《佩玉斋类稿》卷二，《含山县题名记》。
③《元史》卷一二○《镇海传》；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镇海神道碑》。
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记为九十余处，此据《元史》卷二○《成宗 纪》三。
②屯田数梁方仲先生统计为十七万四千八百余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 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他依据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数目，缺漏之处自然很多，故万国鼎先生认为当在二十万顷以上，这个估计当更接近于真实；全国垦田数也参照万先 生的估计（万国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学报》2卷第1期）。
①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②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载《元文类》卷五○。
①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②见明姚文灏编《浙西水利书·元书》之《复立都水庸田司》条及《立行水监》条。
①南宋末吴地亩产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 出》），《续古今考》卷十八。庆元路鄮山书院水田亩产二石有余（《延祐四明 志》卷十四，《学校考》）。从租额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亩纳租一石半（《存 复斋文集》十，《买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额是三石三斗（《越中金石志》卷 七，《南镇庙置田地》），职田租米有达三石的（苏天爵：《太史院使齐公神道碑 铭》，《滋溪文稿》卷九）。某些地区官田平均每亩纳租有可能高达四石有余 （详《续通考》卷六，《田赋六》）。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 或四、六分成计，元代多属对分制，亩产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来。
②王炎：《上林鄂州书》，《双溪集》卷二七。
③程钜夫：《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
⑤《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元 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天历时期，豪强拦截沁水“栽种水稻”。
⑥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⑦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农司》，卷一三八 《脱脱传》。十五年又于“有田去处”置大兵农司，下辖保定等处、河间等处、 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共有兵农千户所二十四处，百户所四十八处。见《元 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农司》。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竹课》之《紫竹扇杆收买给引》、《竹货依例收税》、《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②详漆侠：《宋代经济史》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开》一、《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关于木棉、草棉的特性与传播可参考：P.Pelliot，Notes，on Marco Polo，1，183。Cotton，Paris，1959。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种植和纺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77年第1期。
③《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①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七。
②陈孚：《真定怀古》，载《元诗选》二集丙集。陈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忆的应是元初期的景象。
③《马可波罗行纪》110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本。
④余阙《梯云庄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三；乃贤：《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
⑤赵孟頫：《大元故嘉议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
⑥《说学斋稿》卷上《蕲春县兴学颂》。
①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榷茶都转运司的设置有一个过程，此不赘，但上列十六处榷茶区不久取消湖州、鄂州两处，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十多年后，罢去淮南仅有的庐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至大元年又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元后期，大概仅存七处（《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法》）。
③征榷川茶的机构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后定名为四川盐茶运司，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参见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载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①如广州诸县都产茶（《大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云南地区的茶叶是百姓主要贸易品种之一（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
②散见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等篇。
③《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称其“实非茶也”。
④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①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③《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④《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⑤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⑥《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①《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③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⑤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①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何玮（何伯祥子）传》。
③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
①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农业的恢复、发展
由于“重农”举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开发、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发展的良好势头。反映元代前期这种面貌的记载非常丰富，有些地区繁盛兴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陕西泾汾地区在蒙金之际的状况是“蓁莽榆棘，连云蔽日”，“千里萧条”，“人迹几绝”，经过招抚，民众“稍稍归集，■芜挽犁，渐就耕业”，然而“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垦殖之后，出现“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陇右金石录·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另一条材料证实了这种景象并非虚言：“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①。宋元之际的两淮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六七十年后，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于视昔远矣！”②元代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大批荒废土地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开发。其中屯田是开发填实大批荒闲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项行动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称汗后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鲁欢地区兴办称海屯田③），中原地区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华黎部将兴办固安屯田）。开始是随营立屯，解决军需，忽必烈时逐步成为重农措施的一项组成部分，发展成遍及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屯田。到大德年间，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处①，二十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垦田数的三分之一②。
屯田分两大系统，中央所属枢密院、大司农与宣徽院屯田，多在腹里地区。地方所属有各行省屯田，有经略使司、提举司统领或路、府、州、县所辖屯田，再有僻远地区的一些屯田点。“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首，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
另一类开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发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发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①。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②。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①。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兴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两代，此后亦续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达一百数十万，如黄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时多次决口，工役屡兴，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之策，十一年，发动十五万民工，二万士兵，为时七个月左右，达到预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是财赋所出之地，但地势低洼，众水注入太湖，水涝则须导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间，权势占为农田，围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涝，湖水渲泄受阻，统一二十多年来，水灾频发，历来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地区。至元二年，平江设都水庸田使司，五年复立又罢。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监，“直隶中书省”②。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发等人围绕开江、围岸、置闸等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兴役，大规模开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元制），江浙地区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广地区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实际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达到的水平。云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般是二石（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陕西汉中地区栽种的水稻“收皆亩钟”③。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产作物，所以元代继续被引种到北方，引植较早的如河北的蓟州（治今蓟县）、渔阳（治今天津市蓟县）地区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⑤、漠北称海地区⑥、河南怀州（治今沁阳）及沁水流域。元末海运不通，元廷在河南洼地置屯田八处，并设都水庸田使司经营水稻种植。河北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地原来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础上发展屯田，范围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密云、顺义），一度收到“岁乃大稔”的效果⑦。
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按“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的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等，数量同；每丁至少种杂果十株（以成活为准）。所在官司必须如实上报，否则即属有罪。由于栽种普遍，所以《农书》提到楮树、榆树、漆树与桔、柑、荔枝等果木杂树的种植与经济价值。元代农书记载的染料作物中列有兰靛多种，红色十种，青绿色十种，褐色十三种。竹是造纸、制扇、建筑的重要材料，也广泛用于手工制作业，“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河南怀孟、卫辉、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杆“不胜其数”，怀、洛、关西等处平原“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江西行省竹园可办课额达一千二百余锭。在这些官营竹园外，尚有大量私营竹园散布于上述地区，从而形成腹里、江南所求购的产品优势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们分别从南北两道传入中国。宋代南道棉（以木本为主）从闽广进入两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为草本）进入河西走廊，元代进一步进入内地，据元初编定的《农桑辑要》说，“西域所产”的木棉，“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因而，“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③。尔后《农书》又说，木棉本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可见，元代的棉花种植已推进到黄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区。元代几部农书记录了从选种、浸种、育苗、深耕、畦畛、锄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种植、生长的各主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普遍和技术的提高。
桑树是传统作物，元代与粮食作物并重，农书用大量篇幅予以记载。至元七年颁布的“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规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区，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于是，桑树种植遍及南北。宋代蚕桑业十分发达的河朔地区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如广平路（治今河北永平县）“课树桑亿万计”①，真定地区“千里桑麻绿荫城”②，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③。汾水流域与河南一带的农户于农居和农田周围种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东滨州（治今山东滨县）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长江中游的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⑥。云南爨、僰之人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张立道于至元初进入云南，推广种制之法，结果“收利十倍于田，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张立道传》）。在知州的倡导下，江浙地区的海宁州（治今海宁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荫境内”（《元史·臧梦解传》）的景象。
宋代的广南西路（治今广西桂林）、川陕路是苎麻的主要产区，元初已推广到河南。山西地区土地亦适宜种麻，麻布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农民以此“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
元代产茶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宋代茶叶种植区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东西路、淮南路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时增设了十三处山场，但两宋之际发生很大变化，山东、河南的大片茶树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货志四》），因此，入元以后主要产茶区明显向南推移，其分布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实行榷茶、征收茶课的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下辖的若干产茶区：杭州、宁国、龙兴、建宁、庐州、岳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静江、临江、平江、兴国、常德府、古田建安等处②。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区也遍布茶场③。第二种类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区，它们负责上贡精绝品种。宋代在福建建安设“岁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两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加上另一个“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拥有采茶、制茶工二万五千以上。除上述榷茶和贡茶的茶叶产区之外，广州、云南等地也遍布茶场①。作为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茶叶生产的专业户称为茶户、园户、磨户或山场小民②。茶叶除传统品种外，忽思慧《饮膳正要》首见记载的尚有河南的温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的西番大叶茶。
元代中期以后农业衰敝气象的显现
蒙古贵族取金、宋而代之后，虽给传统的农业社会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总体而言，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蒙元时代的农民遭受的压榨和剥削是多方面的（详参《赋役》部分）。就社会关系而言，统治阶级由贵族、官僚、上层僧侣、大地主和豪商组成，被统治阶级有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诸色户计”，有处于最下层的奴婢和佃农。元代奴婢数量空前增加，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认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为重”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佃户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构成，但佃户对主人的隶属关系尚不见明显松动的迹象。元籍记载说，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鸡著称，一日经过佃户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鸡，他凭几午憩，鸡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黄岩地方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主不敢施揖”（黄涛：《闲中今古录》卷二）。主人还可任意役使佃户及其子女，干涉其婚姻。在河南陕州地区，有的将少量荒远土地“夹带佃户典卖”，称“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②，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超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③。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⑤，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⑥。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①。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②。如至大二年（130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③。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江下砂场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④。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发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①。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②。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③！”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硙图利，使得原来兴建和疏浚好的灌溉系统的排洪渠道遭严重毁坏，如在黄河流域，遇到干旱，河身涸露，水泊淤地便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修成后曾灌溉良田数万顷，但后来豪民沿渠立堰起立碾磨，河北保定清苑水塘也发生类似情况，结果是“沙塞堤圮”、“灌溉利绝”①。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腐败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0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①，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①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三《梯云庄记》。
②孔齐：《至正直记》卷四《钟山王气》；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杨翮：《佩玉斋类稿》卷二，《含山县题名记》。
③《元史》卷一二○《镇海传》；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镇海神道碑》。
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记为九十余处，此据《元史》卷二○《成宗 纪》三。
②屯田数梁方仲先生统计为十七万四千八百余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 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他依据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数目，缺漏之处自然很多，故万国鼎先生认为当在二十万顷以上，这个估计当更接近于真实；全国垦田数也参照万先 生的估计（万国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学报》2卷第1期）。
①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②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载《元文类》卷五○。
①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②见明姚文灏编《浙西水利书·元书》之《复立都水庸田司》条及《立行水监》条。
①南宋末吴地亩产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 出》），《续古今考》卷十八。庆元路鄮山书院水田亩产二石有余（《延祐四明 志》卷十四，《学校考》）。从租额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亩纳租一石半（《存 复斋文集》十，《买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额是三石三斗（《越中金石志》卷 七，《南镇庙置田地》），职田租米有达三石的（苏天爵：《太史院使齐公神道碑 铭》，《滋溪文稿》卷九）。某些地区官田平均每亩纳租有可能高达四石有余 （详《续通考》卷六，《田赋六》）。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 或四、六分成计，元代多属对分制，亩产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来。
②王炎：《上林鄂州书》，《双溪集》卷二七。
③程钜夫：《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
⑤《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元 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天历时期，豪强拦截沁水“栽种水稻”。
⑥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⑦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农司》，卷一三八 《脱脱传》。十五年又于“有田去处”置大兵农司，下辖保定等处、河间等处、 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共有兵农千户所二十四处，百户所四十八处。见《元 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农司》。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竹课》之《紫竹扇杆收买给引》、《竹货依例收税》、《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②详漆侠：《宋代经济史》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开》一、《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关于木棉、草棉的特性与传播可参考：P.Pelliot，Notes，on Marco Polo，1，183。Cotton，Paris，1959。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种植和纺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77年第1期。
③《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①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七。
②陈孚：《真定怀古》，载《元诗选》二集丙集。陈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忆的应是元初期的景象。
③《马可波罗行纪》110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本。
④余阙《梯云庄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三；乃贤：《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
⑤赵孟頫：《大元故嘉议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
⑥《说学斋稿》卷上《蕲春县兴学颂》。
①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榷茶都转运司的设置有一个过程，此不赘，但上列十六处榷茶区不久取消湖州、鄂州两处，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十多年后，罢去淮南仅有的庐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至大元年又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元后期，大概仅存七处（《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法》）。
③征榷川茶的机构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后定名为四川盐茶运司，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参见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载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①如广州诸县都产茶（《大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云南地区的茶叶是百姓主要贸易品种之一（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
②散见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等篇。
③《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称其“实非茶也”。
④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①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③《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④《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⑤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⑥《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①《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③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⑤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①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何玮（何伯祥子）传》。
③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
①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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