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业的繁荣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万历年间吕坤在《去伪斋集》卷二指出，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由此可见从商者之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当时的国内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①。这些转毂四方的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极多。景泰二年（1451），大兴、宛平二县曾召集各行商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制订出一个“收税则例”，其中列举了二百三十余种商品，包括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②。很显然，这份商品名单只是当时北京市场上的主要产品，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类别的商品，如民生必需的粮食就未列其上。其实，在商品货币关系已十分发达的明代中后期，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正统以降，入贡国家日渐减少，朝贡贸易趋于衰微，如自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六年（1493），自广东入贡的海外国家仅占城、暹罗各一次。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与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在开展贸易的压力下，经过激烈争论，朝廷在隆庆元年（1567）部分解除海禁，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交阯绢、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

　　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的背景下，明代中叶以后，还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谱写了极其光彩的一页。在这些商帮中，论资本之雄厚、人数之众多、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域之广阔，当推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徽商活动范围极广，“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①，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明代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各个市镇往往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在地理上，江南市镇的分布也十分密集。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五里，东至王江泾镇六里，北至平望镇十五里，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至濮院镇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里，至南浔镇五十里。这些市镇构成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毫无疑问，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

　　

　　①李鼎：《李长卿集》卷二。

　　②万历《明会典》卷三五。

　　①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