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急躁与褊狭的性格 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①。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首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速速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速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贰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发。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①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②。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③。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首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首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①（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①《明史》卷二六○《杨鹤传》。

　　①《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②《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③《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①《烈皇小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