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孤独的勤政者 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①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②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①。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首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①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发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①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

　　崇祯帝心中的疙瘩几乎无人能解。内宫嫔妃自然不少，但难以令他心悦。他不喜欢周皇后，比较喜欢的只有田妃与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连骑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带过来了，崇祯帝颇觉新鲜。于是，他的衣鞋之类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与周皇后争风吃醋，被崇祯帝违心地罚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召幸。崇祯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两年后亡故。崇祯帝悲痛欲绝，隆重葬之。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崇祯帝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渐憔悴，脾气愈益暴烈，动辄呵斥，踢打宫女。宫廷生活的风波，对时局的感伤，使崇祯帝的内心更感孤寂。他本是个极敏感的人，极度的空虚、愤懑乃至绝望朝他猛烈地袭来之时，有时竟不由得泪水纵横。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过风调雨顺的时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且疾疫流行。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时斋居在文华殿或永寿宫，撤乐减膳，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诏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庙，希望祖宗保佑。有时，他只有把这种孤独与绝望之情转为对母亲的思念。崇祯十二年（1639）他请人画了他母亲的遗像挂在奉先别殿，不时去瞻仰，本来他想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当此时，思绪更乱，更感凄楚。为了解除苦闷、寻找希望，他对天主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西方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常被传入宫内，讲解天主教义。崇祯帝心向往之，下令将宫殿内所雕佛像尽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销毁。他还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祯十三年（1640）慈焕之死，据说是得罪了九莲华娘娘的原因。崇祯帝即改对天主的祈祷而为对佛祖的忏悔，深感无限的惆怅与理想幻灭的痛苦。一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正怀着诸般苦楚沿着孤僻的小径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①《烈皇小识》卷一。

　　②《烈皇小识》卷一。

　　①《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①《烈皇小识》卷五。

　　①《烈皇小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