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被封忠王

　　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万多人。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发，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20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邱、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发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发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①。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4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4000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5000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①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

　　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李秀成看到李昭寿这些劣迹并不追究，反而“无不对他重情深待”。这曾经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将的不满。所以李秀成对李昭寿的叛变非常生气，曾发过一篇讨伐李昭寿的檄文，声称：“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尽，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即李昭寿）势必先诛了。”但随后，李秀成却偷偷地把李昭寿“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点；其二是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献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荐镇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江浦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李秀成闻讯后立即从黄山赶回江浦，并立即进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于陈玉成，陈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集中兵力救六合、击扬州，在六合歼灭3000多清军，然后回师攻克浦口，击毙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时由于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忙挥师救安庆，清军乘机又包围浦口。

　　由于李秀成的两位部将降清，洪秀全对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这时天京的卫戍部队在浦口搜到清军给李秀成的劝降信，天京顿时进入紧急状态，洪秀全下令不让李秀成部过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坚持与清军进行激战，处境十分困难。时间的考验，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没有半点降清迹象。于是洪秀全降诏晋封李秀成为忠王，并亲自用红缎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送给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变之后，继洪仁玕、陈玉成第三个被封王的。后来李秀成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洪秀全“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其实，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还是因为李秀成确有卓著功绩才封他为王的。

　　

　　①《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71页。

　　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9页。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