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
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1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年1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万至500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①。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1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2月工厂登记有15048家，职工100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万家，职工164.3832万人，资产净值20.0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477万人，资产净值14.0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①。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
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年比，1947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090万美元，1947年合44120万美元，1948年合20130美元，三年合计12934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年三年入超72150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6％。上海全市有200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年先后倒闭了160家。全市有袜厂240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1947年竟达6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公斤）只售1.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0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年的128个增加到1947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0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00％、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腐败，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1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1948年竟达9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年底为10319亿元，1946年底增至37261亿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亿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
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发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1947年，1948年的统计残缺，1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①（1936、1946、1947）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
（续表）
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1947年棉纱产量只有1936年的66.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1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0.9％和80.4％。火柴产量刚刚超过战前水平，为104.2％。煤、铁1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115.6％和138.8％。电力发展比较正常，为1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1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65.6％、12.2％、1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14种，民营产值1946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1947年较战前微增6.5％。①除上述1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10项较大的民营工业，对1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②
从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1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1947—1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发展了。
1.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1936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141家，纱锭510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0家，纱锭274.6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1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6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1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纱产量1947年仅及战前的66.2％。l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1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1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1936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1台，仅为战前5304台的61.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亦大。1946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60余万美元。1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0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22.4万余枚，尚不足1936年25.6万余枚之数，布机1699台，略多于战前的1542台。裕大华集团，1936年有纱锭85560枚、布机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10.65万枚、布机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1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1936年产量的52％、6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1946—1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1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发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08家，日产能力2.8万包。1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1936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1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10916万包；1948年底，实存面粉厂1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600万包）。但从产量上看，1946年只有战前的70％强，之后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战前的1/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0％—40％。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速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1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0％，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1％。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 1946—1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60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1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发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0％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
6.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0％。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1个，到1949年共有106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1947年产胶鞋6000万双，汽车轮胎6万条，都超过战前。但1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0％—90％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1946年民营厂产硫酸6986吨，1947年产1.3万吨，1948年产1.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1946年产硝酸2294吨，1947年2272吨。盐酸1946年产2233吨，1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
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0％，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1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6735吨，只及战前的80％。
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0万吨，1947年仅恢复到16万吨，1948年更跌至1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 10万吨， 1947年仅产 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1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1％，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6％。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1947年产量仅及战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产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营矿产煤1420万吨，是战前1936年民营煤矿产量的115.6％，1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1936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168.0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1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1948年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发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10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0.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1936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1.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①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4—246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期。
②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98—99页。
①《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
②《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年8月10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编，第2期，第231页。
①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5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7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②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
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1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年1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万至500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①。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1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2月工厂登记有15048家，职工100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万家，职工164.3832万人，资产净值20.0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477万人，资产净值14.0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①。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
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年比，1947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090万美元，1947年合44120万美元，1948年合20130美元，三年合计12934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年三年入超72150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6％。上海全市有200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年先后倒闭了160家。全市有袜厂240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1947年竟达6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公斤）只售1.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0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年的128个增加到1947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0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00％、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腐败，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1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1948年竟达9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年底为10319亿元，1946年底增至37261亿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亿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
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发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1947年，1948年的统计残缺，1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①（1936、1946、1947）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
（续表）
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1947年棉纱产量只有1936年的66.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1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0.9％和80.4％。火柴产量刚刚超过战前水平，为104.2％。煤、铁1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115.6％和138.8％。电力发展比较正常，为1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1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65.6％、12.2％、1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14种，民营产值1946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1947年较战前微增6.5％。①除上述1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10项较大的民营工业，对1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②
从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1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1947—1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发展了。
1.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1936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141家，纱锭510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0家，纱锭274.6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1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6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1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纱产量1947年仅及战前的66.2％。l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1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1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1936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1台，仅为战前5304台的61.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亦大。1946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60余万美元。1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0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22.4万余枚，尚不足1936年25.6万余枚之数，布机1699台，略多于战前的1542台。裕大华集团，1936年有纱锭85560枚、布机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10.65万枚、布机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1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1936年产量的52％、6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1946—1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1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发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08家，日产能力2.8万包。1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1936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1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10916万包；1948年底，实存面粉厂1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600万包）。但从产量上看，1946年只有战前的70％强，之后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战前的1/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0％—40％。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速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1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0％，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1％。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 1946—1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60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1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发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0％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
6.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0％。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1个，到1949年共有106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1947年产胶鞋6000万双，汽车轮胎6万条，都超过战前。但1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0％—90％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1946年民营厂产硫酸6986吨，1947年产1.3万吨，1948年产1.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1946年产硝酸2294吨，1947年2272吨。盐酸1946年产2233吨，1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
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0％，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1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6735吨，只及战前的80％。
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0万吨，1947年仅恢复到16万吨，1948年更跌至1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 10万吨， 1947年仅产 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1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1％，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6％。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1947年产量仅及战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产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营矿产煤1420万吨，是战前1936年民营煤矿产量的115.6％，1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1936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168.0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1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1948年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发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10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0.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1936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1.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①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4—246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期。
②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98—99页。
①《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
②《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年8月10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编，第2期，第231页。
①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5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7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②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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