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张东荪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16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
1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①又说：“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②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①。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②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 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①。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②。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①，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②。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③。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 《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年9月16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①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①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张东荪6月9日发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①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批评，即从科学所由成的知识而逆探宇宙的根本。”②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后，他有见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乃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③。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在《大陆杂志》第1卷第3、4、5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二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我承认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为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这一点与康德相似）；至于感觉则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说有几个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论。”①1936年1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多元认识论重述》，开始修改和充实“多元认识论”，不久，他对该文加以进一步修改后，于1937年1月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
通过研读西方现代哲学，张东荪了解到：“现代哲学研究的趋向大体是集中于价值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价值论来吸收伦理学。”②所以他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介绍西方哲学的重心集中于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上。他“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撰成《道德哲学》一书，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著出版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张东荪主编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丛书分上、下两卷共16种。他撰著的《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列入其中。1935年10月，他与瞿菊农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发刊词》，并发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
三十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①。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②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③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①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1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②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①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中共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发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0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①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
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①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16日，他与 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①。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0月，民盟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发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①。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②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 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发行达9000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政府职务。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
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①。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0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①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②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①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②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①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②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①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③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①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6期，1947年6月20日。
①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①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②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③《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①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②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①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
②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
③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1931年版。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②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①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
①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②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①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①俞颂华：《论张东荪》。
②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2页。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16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
1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①又说：“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②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①。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②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 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①。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②。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①，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②。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③。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 《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年9月16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①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①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张东荪6月9日发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①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批评，即从科学所由成的知识而逆探宇宙的根本。”②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后，他有见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乃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③。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在《大陆杂志》第1卷第3、4、5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二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我承认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为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这一点与康德相似）；至于感觉则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说有几个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论。”①1936年1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多元认识论重述》，开始修改和充实“多元认识论”，不久，他对该文加以进一步修改后，于1937年1月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
通过研读西方现代哲学，张东荪了解到：“现代哲学研究的趋向大体是集中于价值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价值论来吸收伦理学。”②所以他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介绍西方哲学的重心集中于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上。他“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撰成《道德哲学》一书，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著出版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张东荪主编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丛书分上、下两卷共16种。他撰著的《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列入其中。1935年10月，他与瞿菊农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发刊词》，并发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
三十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①。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②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③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①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1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②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①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中共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发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0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①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
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①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16日，他与 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①。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0月，民盟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发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①。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②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 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发行达9000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政府职务。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
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①。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0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①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②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①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②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①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②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①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③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①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6期，1947年6月20日。
①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①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
②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
③《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①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②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①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
②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
③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1931年版。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②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①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
①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②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①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①俞颂华：《论张东荪》。
②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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