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①。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0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0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0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①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16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0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发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①。例 如，1921年发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①，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发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巴甫诺夫、费尔斯曼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①。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②。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③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
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①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陆。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凃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发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中共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发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毛主席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①。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发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Curie）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0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①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陆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发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发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00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
1960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发生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
1966年邢台发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0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
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①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15万多字，附有60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发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①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发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广泛流传。”②
①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①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0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①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①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②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0页。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
①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
①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①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
①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②《第四纪研究》第3期，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①。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0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0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0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①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16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0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发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①。例 如，1921年发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①，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发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巴甫诺夫、费尔斯曼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①。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②。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③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
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①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陆。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凃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发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中共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发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毛主席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①。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发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Curie）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0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①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陆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发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发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00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
1960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发生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
1966年邢台发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0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
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①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15万多字，附有60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发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①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发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广泛流传。”②
①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①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0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①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①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②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0页。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
①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
①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①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
①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②《第四纪研究》第3期，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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