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技社团
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1.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夏创立于美国①。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191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191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191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1915年1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①。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1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资金，1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11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1）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1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1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1915至1950年的36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1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1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1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1915）为77人，五年后（191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1944）就达2354人，至1949年更发展到3776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①。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191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1916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1931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191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1921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191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1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1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1931年，已有会员216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1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17个；到了1949年，会员人数增至16717人，团体会员达到1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 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1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1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①。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
续表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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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①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①《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①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1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卷第六期。
①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
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1.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夏创立于美国①。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191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191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191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1915年1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①。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1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资金，1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11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1）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1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1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1915至1950年的36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1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1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1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1915）为77人，五年后（191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1944）就达2354人，至1949年更发展到3776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①。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191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1916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1931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191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1921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191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1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1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1931年，已有会员216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1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17个；到了1949年，会员人数增至16717人，团体会员达到1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 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1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1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①。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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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①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①《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①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1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卷第六期。
①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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