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香港，1岁来台湾，从小家境优渥，爸爸创业有成，不仅做玩具外销，还在当时最繁华的博爱路上开了一家专门针对儿童的百货公司，叫“孔雀行”，除了卖玩具还有高档儿童服饰，很多我的朋友小时候还去过呢！

父亲为人豪爽四海，做过第一届台湾玩具同业公会理事长，小时候记得看过他和李国鼎的合照，觉得颇骄傲──自己的父亲是大人物。而且我在学校也很拉风，因为常常带一些同学从没见过的玩具到学校，大家羡慕得都流口水。还记得有一个七巧桶，每一层颜色都不一样，一层一层打开后，最里面是只可爱的小兔子。还有一个是保龄球瓶形状的桶子，里面装了五颜六色的彩色笔，也都是保龄球瓶形状。除了拿来画图，还可把彩色笔当球瓶，一根根直立排好成倒三角形，再拿空桶子来当发射器，一按空桶肚子，盖子就飞出去当保龄球，还可以打成“全倒”呢！非常好玩！

爸爸是一个很有创意、也很敢尝试新东西的人，套句现代的词，就是很有创业家精神（我想我后来从事媒体及科技产业，喜欢push the envelop, explore new frontiers<意指探索新事物>,可能也跟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有关吧！）。所以他敢设计开发最新的玩具模具，妈妈说他那时投资在开模具的钱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万。

但好景不长，在1970年代历经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后（Sounds familiar? Who said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It always does!<是否很耳熟？谁说历史不会自我重复呢？永远如此！>），由于石油是塑料的主要原料，造成产品成本暴涨。但外销出口的订单都是几季以前就接的，当时的报价后来都不敷成本，那时金融避险这种商品可能还没被发明，导致出货愈多赔愈多，不出货的话，已开的模具固定成本资金已经投入，无法回收，最后终于因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

那时台湾可没什么“Chapter 11”（指美国的破产法，可以提供破产者类似停损点的保护），就像一个悲情连续剧，剧情急转直下──爸爸从创业英雄变成狗熊，还身陷囹圄，负债累累，没过几年就抑郁而终。我还记得在他葬礼上，我们小孩站在他旁边，我盯着他的遗体一直看，无法相信我心目中的巨人（他180公分高，在他那年代足足可以当篮球国手）、安全的靠山，居然就这样倒下了！听长辈说化妆师技巧不错，本来蛮悲惨的死状，被修饰得栩栩如生，脸上好像还有血色。我看得一愣一愣，感觉非常超现实──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自从家道中落后，景况大不如前，也真亲眼见识到门前冷落车马稀，俗话说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不过繁华落尽见真纯，我好像一夕间也长大懂事了，人说失去父亲就是失“怙”--失去依靠的意思，我们家三个都未成年的兄妹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父亲去世后那年拍了一张全家照，每个人的哀戚及忧愁全写在脸上。

但其实首当其冲的是妈妈。她要应付上门来的债主，还要每天张罗给三个小孩吃饭，事隔多年回想，都觉得妈像是个魔术师，不知是如何变出钱来的！妈真可说是身兼数职，日理万机──又帮人带小孩，又响应政府倡导的“家庭即工厂”，接手工艺回来做，像塑料花、圣诞灯饰等，还去帮餐厅洗碗，洗到手都烂了，还做过清洁工扫厕所！我直到今日还是保持跟清洁人员打招呼、寒喧的习惯，因为看到他们就想到我妈，也因此养成了用厕所非常自爱的习惯，我一定尽我所能把马桶及地上用卫生纸擦干净。

妈也很厉害，光扫厕所就认识了不少工厂里上班的小姐。妈天生慈眉善目，很容易赢得人的信任，手艺又好，常常带去的便当色香味俱全，被大家抢来尝，吃后赞不绝口。结果几个小姐就央求我妈帮他们带便当，我妈本来不肯，怕忙不过来对别人无法交待。

但几番盛情邀约后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扛下来。别人可能把这当做一个拓展事业的好机会，我妈简直就像多收了几个干女儿。她心肠好，做事又认真负责，虽然人家说就咱们家晚饭剩菜包去就很好吃了，妈可是一点也不马虎，前天晚上该腌的腌、该洗的洗，第二天早上4点起来煮新鲜饭菜给人包便当。妈又会变换菜色，光是蛋就可以做出三色蛋、西红柿炒蛋、银鱼炒蛋、绞肉蒸蛋等各种不同的菜色。妈也常不惜工本做一些费工菜──像冰糖蹄膀，卤汁收得恰到好处，冰糖把蹄膀的油都憋出来了，香而不腻，皮Q，里面的胶质及肉入口即化。红烧狮子头里面加了荸__荠，口感是软中有脆，脆中带软。糖醋黄鱼豆腐也是真功夫，鱼皮不破不说，那鱼和豆腐在我妈七字真言口诀下是“千滚豆腐万滚鱼”，入味都到骨髓里了！

我有一个同学，有几次到我家教我一些功课，到了吃饭时间，我妈是绝对会留客吃饭的，他因此尝了几次我妈的手艺。直到多年以后我们重逢，他立刻问我妈好不好，我还纳闷他什么时候跟我妈这么热络，他立刻坦承是非常怀念我妈的手艺。所以我常觉得我其实是很幸福的，虽然家里有这些变故，但妈妈尽心尽力把我们拉拔大，我们吃新鲜的她吃剩菜，我们过年买新衣她穿旧衣，苦其实是她在吃，我们仍被呵护得很好。

但也许是她唯一女儿的关系，我和她特别亲，也因此我看到她多少次泪水满面，却又擦干，硬撑着已日渐羸弱的身子，从清晨4点忙到晚上2点还要去河边洗衣服。我很黏妈，有时就吵着要跟去，通常此时夜也深，人也昏，仿佛和妈一同踏入一个梦境。虽然悲苦，但天阶夜色凉如水，随着晚风吹来，妈有韵律地敲打着衣服，河水也仿佛加入合唱，谱出“河畔洗衣小夜曲”，哀怨中也带些大自然无言的抚慰。

看到妈每天都像把自己榨干这样过日子，非常心疼，可是年纪小也不知还能帮什么忙。妈总说我只要把书念好，她就心满意足了！她还常唱《读书郎》这首歌来勉励我：“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打，只怕老师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这首歌要用妈带乡音的鼻音唱才好听。

我那时脑海中，就清楚地浮现我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考上我听过最好的学校──分别是北一女及台大外文系，我写了两张字条贴在案头，日日提醒自己，不敢或忘。有时，念书念累时，打自己嘴巴，捏自己大腿，不一而足，就差没头悬梁、锥刺股。

在努力念书的同时，我小学五年级就当家教，帮家里还杂货店的赊账（很感谢那个杂货店老板，愿意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还债减轻负担），我可以做塑料花比所有人都快。我考上北一女的暑假，为了筹措学费还去当童工，做生产线的装配女工。那正是灰色也晦涩的存在主义盛行的年代，我每天抱着《少年维特的烦恼》、《野鸽子的黄昏》、卡夫卡的《蜕变》去上班，一有休息时间就看，但一上工时我的效率也是第一，因为在家做手工已训练有素。搞得我旁边的大姐姐们不太高兴，说我这样把她们每天的目标都拉高了。然后休息时，我也插不进她们的聊天，因为她们主要聊衣服和男人，我在那环境极端格格不入。还记得我负责焊锡的工作，是把电视里的一些组件焊起来，那焊枪烧化锡时会有一股很强的味道──not very pleasant!（非常不舒服）加上不断反复机械化的动作，都觉得自己快变成机器人了！暑假过完对自己发下毒誓──绝对要好好用功念书，再也不要去做女工。

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全部以第一志愿考上我设定的目标，研究所也是申请到Stanford Business School（斯坦福商学院），它扶植了硅谷，让新技术很容易可以实现，吸引了喜欢尝试新领域的我。

还记得在研究所暑假找工读机会时，在跟P&G（宝洁公司）面谈时，主考官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当场克制不住，泪流满面。不是他考得太难我不会答被吓哭了，而是他问了一个很简单却很深的问题──You’ve been doing well. What’s your motivation? What drove you to work so hard?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你这么努力地工作呢？）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之前都在准备讲自己的丰功伟业，没想到会一问就被问到心坎里。

Yes, I have come a long way. Why did I work so hard? （是的，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为何如此努力工作？）脑海浮现出母亲慈祥的脸，就忍不住鼻酸，她辛苦一辈子，我何时才能让她过过好日子呢？主考官不知是被我吓到了，还是被我的真情流露感动，我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