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信访办是专为领导挡驾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于是对那传达说：“我就找陈书记。”

石大夯的口气表现得有些强硬，那老头态度倒好些了，问他：“你认识陈书记？”

“何止认识，还是老伙计哩。”

那传达见他这么说，差点笑出声来：“你凭什么跟陈书记论伙计？我碰见这样的事多了。有的说跟领导认识，有的说是朋友，还有攀亲戚的呢，真是‘无权大街无人问，有权都来攀远亲’呀！其实都是冒充。”大夯说：“不信你就给陈书记打个电话，就说有个叫石大夯的找他。”那老头搪塞不过，只好给陈书记打个电话，陈书记果然让他进去，就一个劲地道歉。

陈列夫瞅了大夯一眼说：“大夯同志，看你像刚出笼的包。跑这么远，一定有什么事吧？”

“我是来告状的。”大夯开门见山。

“告状？”陈列夫一惊，“告谁的状呀？”

“告四清工作队。”

陈列夫猜透怎么回事了，也没问他上告什么问题，就说：“大夯同志，你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

大夯不爱听大道理，打断陈书记的话说：“陈书记，不是我不能正确对待，是他们不按政策办事。”

陈列夫截住他的话说：“运动嘛，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都整出人命了！你管不管？”

陈列夫这才耐心听大夯把村里的情况讲完。他沉重地长出一口气，说：“大夯同志，你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但这种事发生在运动中也是难免的。我劝你还是要正确对待，特别是要正确对待自己。这些年，你可能受表扬太多，听不得逆耳之言了。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大夯觉得陈书记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心想，他和武云英都是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是一条线上的人，怎么会为农村干部说话呢？官官相会呀！他感到心灰意冷，二话没说，抬屁股走了。

他觉得无路可走了，脑袋乱乱的。回去吧，事情没个结果，反而挨了一顿批评。开弓没有回头箭，告就告到底！他想去省城，又怕他们和地委穿一条裤子。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干脆去北京。他瞅瞅太阳快晌午了，也没吃饭，肚里满得也吃不下，跑到火车站把自行车存上，买张票就去了北京。

到北京站下车后，已经华灯初放。石大夯没有兴致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想找个旅馆住下，又不知哪里有，再说住旅馆还得花钱，干脆在候车室凑合一宿算了。

北京站晚上也不清净，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尽管他找了个长条椅躺下，人声嘈杂得也睡不着，天不明他就起来了。他得赶快去找党中央，左打听右打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他原想中央机关一定平易近人，没想到那大衙门更是戒备森严。大门外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见他往里走，“啪”地向他打个敬礼，“同志，你找谁？”“找中央。”“你找哪个部门？”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我找管四清的。”那解放军又问，有介绍信吗？他说没有。那人又叫他去信访接待站。他想：“怎么层层有这拦路虎？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了。

到了中央信访接待站，接待他的大白胖子态度很好，让他坐下把情况说了说。那人没置可否，对他说：“现在全国农村都在搞四清，你有问题就老实交代，没问题也甭害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一听又是打官腔，没有听完就告辞了。

他感到悲哀，自己这个雇工出身的农村干部，赤胆忠心跟党干革命，如今受了冤屈，竟没一个人给自己撑腰做主。大夯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中央都不管这事，还找谁呀！他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好几圈。只见广场上的人黑鸦鸦一片，来来往往穿梭一般。他谁也不认识，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不禁眼泪流下来：毛主席呀毛主席，你主持制定的文件，明明写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工作队却硬把俺村的干部都打成了四不清。连俺这个老先进、省劳模也得挨整，冤枉人呀！这事你老人家知道吗？他见毛主席在微笑着，好像说“我知道”，你老人家知道怎么不管呢！毛主席又像在点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一定派人下去调查，你放心地回去吧。”忽地他又觉得城楼上的毛主席是画像，怎么会听见呢？毛主席要能听到就好了。然而，下边的人不让我见你，信访接待站硬是叫我回去检查。这样下去可就糟了，下边没好人了，谁还领导革命和生产呀！

他在天安门前站到天黑，还恋恋不舍地望着毛主席像发呆，脑袋里乱哄哄的。不管怎么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回去吧，觉得这么不明不白地太窝囊。不回去吧，这里又没人管事。天安门广场的灯忽地亮了，偌大个广场没有那么多人了，顿时觉得非常孤单。干了这么多年革命，现在竟没一个人理解他，遇到了难处也没人帮助他，多么悲哀呀！他心里在流泪……

石大夯无奈，第二天就坐火车回来了，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晚来看见爹满脸沮丧的样子，吃惊地问：“爹，你怎么回来了？”

石大夯感到纳闷，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他把晚来揽在怀里问：“你不想爹吗？”

“想。”十三岁的晚来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欢迎爹？”

“爹，听说工作队要斗你。”

孩子一句话把大夯说得一愣，难道武云英真的和我鳔上了？

　53

石大夯离家出走，韩天寿在工作队面前添油加醋地煽风点火，一下子把武云英惹恼了，气得拍着桌子吼道：“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四清，向我们挑战！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本来他对石大夯这个省劳模就怀疑。石大夯这么一跑，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决心搞他个水落石出。于是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石大夯的问题。他在会上说：“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思想作风的，都要给他揭出来。要拿着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戴上显微镜去发现问题，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分析揭发问题，就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还专找石大夯训过、骂过、整过、打过、对他有意见的人揭发他。即便这样折腾了几天，也没搞出大夯什么问题。他让韩天寿帮他出主意。韩天寿那黄眼珠子一转悠，凑到他耳朵上献计说：“我想叫他后院起火。”一下子把武云英说了个眉开眼笑。

一天，趁大夯不在家的时候，韩天寿去找小俊。问她大夯为什么走？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小俊说：“我哪知道呀，他什么事都不对我说。”韩天寿见机行事地说：“小俊，有些话我不该对你说，大夯在外边太不像话了。他早就和月萍不清不白的，听说你没少跟他治气。可他改了吗？不但没改，又跟何春秀勾搭上了。你知道春秀为什么非嫁咱村吗？她不是喜欢碾子，而是冲的大夯。那年俺们在县里一起开会，我就看他俩眉来眼去的不地道。这娘儿们可疯啦。大夯为啥叫她当妇女主任？还不是为了经常在一块儿，掩人耳目？别看碾子觉得春秀挺好，其实是个名牌大王八……”

女人最忌讳丈夫有外心。韩天寿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小俊那气斗上来了。铁青着脸说：“大队长，你让工作队好好教育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