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极力争取明朝的汉官汉将。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攻掠的第一个城市是抚顺。那时后金军有很大的掠夺性，经常是每攻取一个城镇，就将军民悉数屠杀，再将财物抢掠一空，然后毁城而去。但努尔哈赤既然出师征明，就萌发了入主中原的野心。因此，进攻抚顺时，他已积极招降抚顺的游击李永芳。后金先包围抚顺城，然后努尔哈赤派人送信给李永芳，向他陈明战降的利害关系：

汝抚顺所一游击耳，纵战亦必不胜。……汝素多才智，识时务人也，我国广揽人才，稍堪驱策者，犹将举而用之，结为婚媾。……且汝出城降，则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

努尔哈赤一边诱降，一边以云梯攻城。李永芳虽令军士准备防守，但也认识到既无力守城，也无力突围。后金军很快攻上城楼，他只得率守城兵五百九十人出降。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后金军的明将，努尔哈赤十分重视，授予三等副将，并且履行诺言，将自己的儿子阿巴泰之女，嫁给李永芳为妻。这样，李永芳就竭诚报效努尔哈赤了。

后金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进军广宁，当时石廷柱任明朝千总，守卫广宁城，率其兄国柱、天柱降后金。努尔哈赤对他说，当地官员多心向明朝，“尔独迎我，以广宁城降，深为可嘉”。于是努尔哈赤很重用他们。后金军就是利用这些明朝降将，在明军内部做策反工作的。努尔哈赤当然明白，女真是少数民族，没有取得汉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入主中原的。由杀掉降将到招抚降将，在明军内部积极做策反工作，这对后金统治者来说，是一大进步。

天聪五年(1631)，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招降，是很典型的。皇太极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比较有战略眼光。他争取明将比努尔哈赤更加积极，态度也比较诚恳。大凌河守将祖大寿是明军中的悍将，又有许多子侄在明军中任职，如果争取到祖大寿，就同时争取到一批祖大寿的亲属朋友和部下。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然后致书祖大寿招降，态度十分诚恳，招降书里说：

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山川地势之险夷，亦多未谙。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朕之愿也。

祖大寿不肯降，表示宁死于大凌河城也不降。皇太极仍不灰心，他再次致书祖大寿：

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巷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成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

祖大寿当时已处于困难境地，突围不行，守城又很难持久，明廷派来的援军在离城十五里的长山口已被后金军打败。在援救无望、坐困孤城之际，祖大寿无可奈何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派石廷柱去联络，祖大寿和诸贝勒约降，并杀了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祖大寿心情是矛盾的，从封建道德忠君思想来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极的信任，才能逃离后金。为此，他又不得不将子侄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等留在后金。祖大寿向皇太极献计，诈逃以里应外合助后金取锦州，皇太极接受他的意见，令祖大寿率明军以败将身份逃回锦州。皇太极对祖大寿能否不负前议，自然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把祖大寿的子侄带到沈阳，多次要祖大寿配合后金攻锦州，祖大寿全无回音，显然祖大寿又变卦不降了。皇太极并没有因此把留作人质的祖氏子侄处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极对降将不但录用，而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祖可法留作人质后，被带到后金军中。诸贝勒问他为什么“死守空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