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上于贫困者赈给衣食，富饶者秋毫无扰。宽仁爱民之德，远近闻之，然我国人犹不信也。

努尔哈赤的孙子、贝勒岳托对他说：

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乃二贝勒阿敏所为，后论罪幽禁，夺其属员。此事与今无涉。我皇上自即位以来，敦行礼仪，政治一新，抚养黎民，爱惜士卒，想尔等亦闻之矣?

祖可法答道；

上宽爱民，亦尝闻之。虽我国之人，见尔等先年杀戮，肝胆俱丧；今虽言养人，人犹不信，职此故也。

这段对话说明许多问题，后金的屠戮政策确实在明将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阴影，尽管他们诚恳地争取汉人、汉将投降，但明将中大部分人对后金是信不过的。

以往，努尔哈赤杀汉人十分残酷，几乎每陷一个城镇都把汉兵尽杀之，俘获的汉人基本上都分给女真贵族充当奴隶。有一次分赏给将士当奴隶的汉人，竟达三十万人。后人把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归纳为两条：一是大规模屠杀汉人，二是把汉人大批分给女真贵族当奴隶。这个归纳，大体上是准确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后金能成气候，所以他干脆把这个问题挑开，如皇太极接受这个意见，一方面可使汉人少遭诛杀；另一方面可使后金政权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胆略的，这一点颇得皇太极的欢心。而岳托的答话也算是诚恳的，对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对永平杀降将之事说明是阿敏所为，已受到惩处。这倒不是敷衍之词。

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也是一员猛将，为清入关前的四大贝勒之一。天聪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附近被明军打败，随即下令将新降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等，一律处死，并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杀。为此，皇太极下令惩处阿敏时，确实将诛杀降将和百姓列其一条罪行，指责阿敏是故意堕毁他的基业。皇太极说：

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等处，归顺之民，耕种田禾，宜严禁扰害。

又说，对这些人“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他还特别指出这样做的原因是，永平等处归降汉民，“为汉人未降者所属目，岂可令其失望”。皇太极认识到，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态度，决定后金今后能否招降更多的汉民，能否稳定地统治汉民地区。正由于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如何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问题，看得这样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国之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并制订了许多安抚汉人和使用汉官的政策。这对争取汉官汉民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大凌河城一役，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却得到祖可法等三十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壮举。而且在这一批人里，确有颇具才能之辈，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宁远副将张存仁，后来在清朝定天下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极对他俩都给予重用。

由于皇太极对明降将宽厚，绝大部分的明将都是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劳的，心地也比较坦诚。如张存仁于清崇德元年（1636）被封为都察院参政时，就对皇太极作了这样的表示：

臣以三死许国：如臣不实心任事，苟且塞责，畏首畏尾，即以负君之罪诛臣，一也；如臣假公行私，瞻顾情面，遗误国政，即以欺君之罪诛臣，二也；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即以贪婪之罪诛臣，三也。如臣不犯三事，而被奸佞诬陷，愿皇上大振乾断，诛佞人以戒谗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