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联邦调查的结论如何，一个铁铮铮的事实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亚裔进同样的学校，要比白人学生考得分数高得多才行。2004年普林斯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亚裔申请精英大学，平均要比其他学生的SAT高出50分（以数学和阅读两门满分1600分计）。耶鲁的记录显示，从1999~2000年度到2001~2002年度，亚裔的SAT分数比白人学生高出40分。黑人和拉美裔的分数又比白人低100~125分。《钟曲线》的作者根据1992年的数据把各校各种族学生的分数列成表格，其中哈佛的亚裔学生SAT比白人学生高65分，在斯坦福高58分，在普林斯顿和布朗大学高40分，在南部的名校莱斯大学竟高70分。要知道，精英大学录取虽然不仅仅看SAT，但这些学校学生SAT的成绩多在1400分左右，距离1600的满分很近，提高的空间很小。在这个水平上，四五十分就往往成了决定性的优势。

因为这种歧视，待在“亚裔美国人”中日子就不那么好过。特别是来自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太平洋诸岛的后裔，一直比较贫困，也缺乏家庭教育传统，在考分上比起白人来已经有明显劣势。东南亚移民的后裔依赖福利的比例，比黑人和拉美裔还高。他们的孩子混杂在高分的亚裔中面对更高的录取标准，自然更无出头之日。1997年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也发现，亚裔受大学教育的比例高达37.7%，夏威夷土著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才11.9%。于是，这些族群游说国会，力图脱离亚裔，另立一类以享受“积极行动”的优惠。2000年，联邦人口统计终于把“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岛民”单独列出。但直到2005年为止，大学委员会并没有改变亚裔的分类。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Uwe Reinhardt娶了位中国妻子。他对普林斯顿反亚裔的政策非常反感，找到录取办公室评理。录取办公室的人则干脆问他：“你希望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吗？”

普林斯顿的一位身为中国移民后代的博士生2004年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攻击“积极行动”政策在大学录取中已经成了种族歧视。他现身说法：“我是个贫困、不懂英文的父母的儿子。我小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念过书，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毕业典礼。我先后读了5个糟糕的高中，其中有一个叫“最后机会”的高中。我上中学和大学时都要干全职工作。但是，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愿意给我个机会。我必须比我的同伴要出色。他进而呼吁学校应该以社会经济背景的多元为目标，给那些不得不端盘子来养家糊口的学生机会。”

他的立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但是，作为亚裔，穷往往并不会使你获得照顾。

1996年，加州的选民投票禁止学校利用“积极行动”在录取中进行种族歧视。但是，加州人口中有1/3是拉美裔，拉美裔学生在州立大学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8。亚裔在加州人口中占11%，但占大学生人数的40%。为了解决这一不平衡，加州大学最精英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考虑以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代替“积极行动”那种向拉美裔和黑人倾斜的政策。但是，当官员们发现这样一来许多贫困的亚裔和白人子弟有更多的机会上大学时，就立即否决了这一方案。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实验证明官员们的担心。1997年，该法学院采取特别的政策，把40%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出身于贫困并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学生。结果，亚裔的学生数量从一年前的48名上升到82名。黑人学生则从19名下降到10名。看到这样的结果后，该法学院立即停止了这样的政策。

这种对亚裔学生的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底层的亚裔学生被打入另类，精英的亚裔学生更是受到种种刁难。比如，在加州尔湾的大学高中（是加州最好的高中之一），2003~2004年学生的SAT平均成绩为1247，远高于全州1015的水平。亚裔的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工本。

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准，到好学区买或租一套拥挤不堪的小房子，也要让孩子念好书。事实上，因为亚裔的成绩高，当一个学校的亚裔比例升高时，这个学校的成绩排名也上升。结果是相辅相成：好学校吸引亚裔，亚裔进一步让学校变得更好。这就是发生在尔湾的大学高中的情况：45%的学生是亚裔。但是，加州大学最好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立即对尔湾进行了静悄悄的制裁：从1998到2004年，洛杉矶分校从大学高中录取的学生由112名降到65名，伯克利从这里录取的学生则从91名降到了46名。一位SAT考了1540高分，并能够阅读英语、韩语和拉丁文的韩国女孩儿，居然被这两所大学拒绝。但拉美裔的学生，居然考940分的SAT成绩就能进伯克利！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成绩，到了伯克利如何跟得上课？2002年，伯克利共拒绝了1421名SAT超过1400分的高分加州学生，其中662名是亚裔；同时录取了359名SAT低于1000分的学生，其中231名是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