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次“死掐”前仅半个月，两家报纸还就“梁思成故居存与废”的公共议题上，有过激烈的正面交锋。《新京报》与《北京晚报》分别代表了“保护派”与“拆迁派”，连续刊发针锋相对的报道评论，短兵相接，硝烟四起。保护派义愤填膺：“这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就要被荡为平地了！”拆迁派却调侃说：“林梁故居只是一个噱头，拿名人说事儿的现在可不在少数。”

我曾亲身到现场采访，平心而论，从建筑价值看，经过那场改造的24号院保护价值并不大。由于房子残破，以及对名人、故居等概念厘定的模糊，北京市文物局称：该院落没有进入被保护的故居名录。

但在保护者的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座院子的战斗。“没有列入名录，就可以合法地拆。这是谁的逻辑？这不是开发商的逻辑吗？现在反倒成了文物部门的逻辑。”著有《城记》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认为，对待这种破坏严重的故居的态度应该是--因其残破，才更加爱护它，而不是因其残破，就冷酷无情地抹掉它。

让国人真正感到悲哀的是，对于梁思成这样一位卓越的建筑学家，日本都准备为其立像，而在国内，却遭遇“是否名人不好界定”的说法。日本近期正准备给梁思成立像。“二战”中，正是他的建议才保护了奈良、京都的古建筑，当地人都称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国家文物局7月27日的表态让“保护派”再次占据上风。迫于国家文物局等各方压力，曾是“拆迁派”旗手的北京市文物局突然诡异转身，于7月28日宣布将“确保院落得以保留”。北京市文物局在期间表现出的官僚主义与变色龙形象，颇为滑稽，

这种发自民间，最终成功改写旧房命运的情况，已在北京一再上演。

两年前，北京东四八条的四合院将被拆迁，建设商业项目，遭到了当地百姓和部分专家的坚决反对。最终，政府顺应民意，撤销了拆迁项目。

几乎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起争议的同时，北京八道湾11号院的鲁迅故居，差点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处鲁迅故居同样毁坏严重，院里已看不出四合院模样，随意搭建了几间小平房，住着三十多户居民。当拆迁公告贴出后，社会各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相关负责人表态说，故居将被作为中学的图书馆保存下来。

得知梁思成故居的保护成功，无疑是针对商业主义侵蚀文化传统遗迹的一个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有责任心的专家人士的发起，广泛的社会和网络民意的支持，富有责任心的媒体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奔走呼吁，还有对丧失良知的媒体的坚决回击……形成了这种公众参与的机制，才更为可贵，也是我们迈进公民社会之时，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东西。

此事件之后，我曾与发起这次保护行动的王军通了个电话，他说：“永远不要只去抱怨。我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公众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机制性的东西，它能改变结果。”

面对“历史三峡”，80后一代靠什么掌舵前行

2009年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的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看起来胃口不错，在喝了大半碗的西洋参炖鸡汤后，又“消灭”了一块鸡肉。之后，他静静地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这位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因肾功能衰竭，就此安然离世。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