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建言股份制改革

建言时间：1980年5月。

建言形式：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发言，建议国家发展股份制经济，解决就业难题。

建言人物：厉以宁，曾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建言时是北京大学副教授。

建言背景：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待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形式越来越单一。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国有工商企业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

建言的主要内容：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决策的过程：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会后，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告诉北京市领导，可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以后，又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有了“厉股份”的称号。直到1997年，党中央正式采纳厉以宁的建言，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

产生的成就和影响：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厉以宁因此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参考文献：洪崇恩《经世济国不老心》，《文汇报》，2006年2月20日；马国传《被耽搁的股份制》，《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9日；厉以宁《厉以宁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秦其斌：建言发行中国第一股

建言时间：1984年。

建言形式：给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的吴邦国打电话，提出发行飞乐音响股票。

建言人物：秦其斌，时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吴邦国任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所属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时，秦其斌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建言背景：20世纪80年代，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还是一家生产电声器的企业。那些年，由于人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市场上对电声器的需求非常迫切。但扩大生产拓展市场都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公司一时无法筹到，银行贷款也有困难。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写入报告。各方面的改革在各地试水。

建言的主要内容：秦其斌提出，搞个股份制小企业，既能增加资金又能扩大经营范围。

决策的过程：厂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之后，公司党委书记给吴邦国打电话，希望能听他的意见。在听到企业准备内部集资，成立公司扩大经营的想法后，吴邦国给予热情支持。

产生的成就和影响：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公开发行股票。随后，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小飞乐股票发行50万股，每股1元，实现了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将飞乐音响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约翰·凡尔霖。1990年12月19日，飞乐音响股票转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批老八股上市股票之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让股份制改革浪潮席卷神州。

参考文献：王飞《秦其斌和中国第一股》，《新闻晨报》，2007年7月22日；吴晓波《激荡30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孟红《中国股市破冰人秦其斌》，《文史博览》，2008年第8期。

黄文麟：建言国营企业改革

建言时间：1984年3月24日。

建言形式：黄文麟等55名福建省国营工业企业领导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信，要求给予国营企业自营权。

建言人物：黄文麟，现任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

建言背景：1984年，国营企业改革还没有开始。国营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任务靠上级下计划，原材料调拨供应，卖产品统一定价，客户凭调拨单购买。离开这个框框，多干就要犯错误。在企业内部，干部坐铁交椅，职工抱铁饭碗，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效率低、效益差、产品质次价高成了国有企业的通病。国家对外开放后，他们多少了解到了一些境外的情况，深感差距很大，再不改革非被淘汰不可。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召开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福建第一家合资企业福日公司介绍了经验。到会的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认为，给国营企业同样的条件，也绝对干得好。大家越讨论越激动，认为国有企业不改不行了。在黄文麟的组织下，55位厂长经理，决定联名写信给省委领导，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决定向上面要权。

建言的主要内容：要求国营企业的主管部门赋予企业三项权利：一是人事权，企业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其他内部干部由企业领导班子任免，干部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二是财权，企业奖金由企业自主分配。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己销售，允许价格高进高出或者低来低去。

决策的过程：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接信后，立即批示要求《福建日报》在4月24日公开发表这封信，并要各相关厅局拿出回应呼吁书的改革方案。4月30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都转载这封信，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以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制订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确定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发放、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产生的成就和影响：这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建议，国营企业从此走上了新的道路，数以千万计的国营企业职工逐步改变了生活轨迹和人生历程。为了纪念这个事件，1995年开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这个时候都组织举办中国企业家活动日活动。

参考文献：吴晓波《激荡30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高建生《一位改革者的情怀》，《中国企业报》200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