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来北美参加读者见面会。当时美国出版了成千上万本影印版的狄更斯作品——包括《博兹札记》《尼古拉斯·尼克贝》《匹克威克外传》和《雾都孤儿》。但狄更斯“没有从中得到一分钱”，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针对创造性劳动的著作权保护。美国出版商影印英国图书不需支付任何版税。

狄更斯和与他同时代的、大西洋彼岸的作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沃尔特·斯科特和斯托夫人——都是早期盗版行为的受害者。到了19世纪40年代，狄更斯尽管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但他仍因为债务问题而面临坐牢的危险。沃尔特·斯科特在他职业生涯的中期差点破产，据说是因为“财务困难让他身心疲惫”，他也因此在61岁时就去世了。人们估计，由于没有著作权保护，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仅在欧洲就使她少收入了2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美元）。

当然，如果狄更斯精彩的人物刻画或朗费罗的抒情诗歌没有来到大洋彼岸，最大的受害者应该是美国读者。显而易见，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金钱的激励或犒赏，创作活动都会停止。因此，狄更斯成为积极呼吁议会实施著作权保护的先驱之一。正如他所言，只有通过立法要求美国出版商为作者支付版税，美国文学才会繁荣；如果出版商可以免费出版外国作品，那么文学创作肯定会受到打击。

但是，在Web 时代，肆意的盗版活动比比皆是。“书商们，请保护好自己的领地！”在2006年5月的美国图书展览会上，约翰·厄普代克提醒书商们说。74岁的厄普代克那天情绪高涨、充满活力，不断地向读者宣传他的思想。与厄普代克持不同观点的是《连线》杂志的“特立独行者”凯文·凯利，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来支持他“通用图书”（universal book）的概念。

凯文·凯利宣称，数字化技术和无限复制的文本将不可避免地使持续了几百年的著作权保护成为过去时，我们将无法继续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所有文本都将免费获得。这有点类似于由于我们的汽车有可能被盗，于是我们就将车钥匙插在锁孔里，不熄火，将车门打开，以便小偷偷走。

在凯利看来（尽管他已经从自己出版的几本书中得到了不菲的版税），图书的价值不在于专业作家冥思苦想、辛苦耕耘的付出，而在于被业余者称为的注释、标签、链接、“个性化编辑、鉴别、展示、标注、转移和组合”等行为。凯利认为，“真正的魔法世界就要出现了……每一本书的每一页都将被交叉链接、编码、引述、提取、分析、加注、再创作、重新组合以及熔炼成新的文化”。换句话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大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本身并不重要，在今天的数字化世界中，最重要的是注释、链接和重新组合原文。菲茨杰拉德的大作只不过是为创作真正的杰作开了个头，我们对原文进行注释、重新组合和标注而产生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杰作。菲茨杰拉德不过是一位熟练工。对凯利而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真正价值在于业余者对原文进行的改编。

凯利认为，将来作者的收入不是从售书中得来的，而是来自于“原创者的权利、个性化、附加信息、广告价值、赞助、订阅收入——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不能复制的权利或价值”。这就是古老的剃刀刀片（the old razor blade business model）① 商业模式，图书是白送的，作者只能从推销活动、签名活动或公众演讲中得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