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夹道9

社会欲求善的治理，君主民主或应并存？

问：司马先生您是否应该注意政治正确问题呢？

您的意思是独裁专制比民主要好吗？我们希望司马先生在民主的专制的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一个位置，不要偏到为专制辩护的立场上去。蒋经国要比马英九好吗？同样，在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问题，我就不明说了。您个人愿意回到那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温饱，动不动就被当成右派抓起来的时代吗？

司马南：我没有这个意思。印象中，我从没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不幸让您产生了这种联想，我来检讨一下，或是什么地方的表述，让您误解了。

可能是“口称民主的未必是民主人士，集权威权的不一定是独裁者……”这样的说法令您警惕了。是吗？

不是，也没关系。

这涉及民主理论的一个很深的问题。今天，民主已经被神话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殊不知，在古希腊雅典那里，关于政体，柏拉图解析到：“我们可以说各种体制有两个策源地，其他各种体制都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其中一个的名字是君主制，另一个的名字是民主制。”“这两种制度是其他所有体制的主线，一般说来，其他各种体制都是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来的。”“一种社会表现出极端的过分的对君主制原则的忠诚，而另一种社会则忠诚于自由体制，因此这两种社会都没有能够在二者间达到平衡。”“在自由、平等与智慧结合的地方必定同时具有两类成分。”“不拥有这些成分的共同体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理。”

可见，在当时的柏拉图先生看来，一个社会选择好的政体，并非民主了事，社会欲求得到好的善的治理，应该君主制度与民主制度并存，当这两种权力达到平衡的时候，方才是好的，倘若其中任何一方僭越，涉过中界线，那么，作为政体选择结果的诸如自由、平等与智慧等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柏拉图认为“立法家在立法时应当有三个目的——他为之立法的社会必须拥有自由，这个社会必须拥有和平，这个社会必须拥有理智。”一个为了民主的理想，把一个奸佞小人选上去坐台八年，在柏拉图看来亦属不智。柏拉图倡导建立混合政体——使专制与自由并存。他论证道：“当专制和自由各自拥有一定比例时，两种社会都会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而当事情被推向极端，一个是极端服从，一个是极端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设计，后世多数认为其为乌托邦耳。我之见，柏拉图不乏乌托邦成分，但是，其对当时民主政体所存在问题的揭示和批判，穿越历史，走入今天，仍有意义。岂可简单地将民主等同于进步，惟民主马首是瞻？岂可将其他政体一律视为专制倒退，不加分析一概拒斥挞伐？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的政治现实告诉我们，简单的两分法，非黑即白，非民主即专制的思维要么何其幼稚，要么极其阴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二说得更明确直白：“如果仍从理想的高尚处立法，那么人们也许宁愿采取拉根尼（斯巴达）的宪法或其他较近于贵族形式的政体。的确，有些思想家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混合了各种政体的政体；因此，他们就推崇司巴达式的制度。这些思想家把斯巴达政体看做君主政体（一长制）、寡头（少数制）和民主（多数制）政体三者的混合组织（但他们对于三者的解释却又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斯巴达的二王代表君主政体，其长老议会则代表寡头政体，至于埃伏尔（监察）既由民间选任，则监察会议便代表民主政体。可是另一些人又认为监察会议实际表现为僭主政治；只是斯巴达式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会餐制度中才显见他们的政体具有民主精神。……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于事理。”

后夹道10

历数清廉端正时代，首推两岸毛公蒋公

再看一位大人物的论述，西塞罗，著名的罗马政治家，其代表作是《论国家》和《论法律》。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他认为，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

在《国家篇》第二卷中他坦言：“一个国家必须存在一种权利、义务与职能之间的平衡，因此行政官员拥有足够的权力，显赫公民的顾问们有足够的影响力，以及人民有足够的自由，否则的话，这样的政府就不可能免除革命。”

他更具体地说道：“我界定了三种值得赞美的国家类型，还有与此对立的三种类型。其次，我的论证表明，这三种类型中没有任何单一类型是理想的，只有把三种好形式同等混合起来的政府形式才比任何单独的一种更为优越。”

谢谢大家能够容忍我读这么长古人、死人的话来说明我的意思。

请相信，没有人要回到几千年前去。

请相信，没有人要搞君主制度独裁制度。

也请相信，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历史遗产不会是漆黑一片不见一丝光亮。

也请相信，人类全部文明不至于终结于区区200年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

请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因为其“不民主”，于是决绝地对政治遗产采取一笔勾销彻底否定态度的时候，当我们因为其“不民主”，于是吝啬地对前人实践一句话轻轻带过的时候，我们内心真的是虔诚而客观的吗？我们的态度真的是认真而不草率的吗？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究竟了解有多少？读钱穆的书，尤其是钱穆先生晚年的历史著作，边读便生出类似的感慨，不怕自己瘸腿学问，惟恐自己老来亏心。不知各位读钱穆是怎样的心境。

南方老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根据以前我们的说法，蒋经国时代就是威权，一句简单的口号就把过去讲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对的。以前人家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嘛。有些人受到西方的影响，会把很多西方人讲的口号当成《圣经》，没有老老实实去看待这个问题，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台湾解除报禁20年了。很多人把新闻自由神圣化，以为可以骂当权者就是新闻自由了。以前的新闻，尽管没有那么自由，可是很专业，我们那时谈公共问题谈得比你们现在要好一些。不要把新闻自由作为唯一标准，舍此就一无是处。也不能把以前的统治用一个“威权”就简单否定掉。蒋经国时代台湾真的不太有贪官污吏。你可以去看看台北现在变成故居让人参观的很多当年大官住的房子。你去“财经教父”李国鼎的家看看，他的桌子只有大学生上课用的书桌一样大，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件贵重的东西。以前的人真的很清廉。

司马老汉要跟着说，台湾人民怀念蒋经国时代的清廉，大陆许多人也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志气昂扬、作风笃正、干部廉洁。前不久看到一个材料，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吴桂贤——纺织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她不敢喝茶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有制度，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喝茶水也要收费，每一次一角钱，吴桂贤从基层调到中央工作，工资没有变，她真的喝不起。那就只好忍着。现在说与你们，怕是许多人当个笑话，我这个年纪的人，愿意相信那就是历史的真实。

所以，今天管理国家，包括治理腐败，一些人心里想着美国，眼睛里盯着美国，一批一批前赴后继地到美国学习。美国当然有该学的地方。但是，不远处，不久前，历史上的清廉端正，大陆有毛泽东时代，台湾有蒋经国时代，作为执政经验，同样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