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注视着，直到他们干完事离开。在记忆中，我对此既有兴趣，又有反感，两方面都感到羞愧。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矛盾心态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我是不是有毛病了？

我知道，母亲和父亲肯定也干过那种事。有一次，父亲曾说他只需把自己裤子扔到母亲的床上，她就会怀孕的。但我确信，他们从没干过这种事，在他们之间从没有过像那天这样的事。

有一两次，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我被他们弹簧床发出的窸窸窣窣、断断续续的嘎吱声弄醒。还有一次，我刚从厕所回来，听见在弹簧隐隐约约的嘎吱声中母亲咬紧牙关抽气的声音，仿佛父亲正在用针头锥她。我站在他们的门外，呆住了。我听见父亲战栗地刚一发泄完，母亲几乎马上就说"下去，斯莫尔伍德"，仿佛她唯恐他还在她身上就睡着了。父亲依着她下来的时候，床响起一阵短暂的嘎吱声，稍后，呼噜声响起，但我敢肯定那不是母亲的。我听见她带着哀怨、几乎是自我嘲讽的口气嘀咕了几声，然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母亲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久久无法忘怀，每次我看见女人，耳边总会响起那声音，或者想起母亲在黑暗中用牙缝抽气的模样。空气透过她牙缝发出声响，还有那个女人的叫声，在那个男的身体的重压下，她的身子陷进了苔藓之中，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他了，他把她压没了，只剩下她的声音，她的尖叫，似乎她正在生产，或被人谋杀。

我的手停止了搓揉裤裆，想从矮柜抽屉里找一张我收集的明信片。树林中的女人。不过，我知道，我是不会那样干的。我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隔墙有眼"，总有谁在偷看。也许任何男人都不会那样干，我不知道，也不打算问任何人。在我读过的书中也没有任何的启发。一方面，我羡慕她，那个躺在苔藓中的女人，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无所顾忌地放纵。但我告诉自己，这种动物的冲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胡萝卜，我决不能委身去追逐它，否则那将意味着自己的毁灭。我非常理解父亲对家庭、对羁绊和限制的恐惧。夜晚，在恶臭的床上交媾，而此时在其他类似的夜晚里交配出的产物却躺在隔壁的房间里，或躲在门外偷听，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地恶心，因此发誓自己决不结婚。我父母的婚姻是我唯一最了解的婚姻。对我来说，他们的婚姻是真正意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意味着要放弃所有的命运，只剩下抚养大群孩子的忧虑和苦役。苦命。如果我结婚，也许永远也无法让自己走出贫困，更不用说取得什么有限的、如同里弗斯这种人认为的我这号人当中的优秀分子所能拥有的成就。

要是身陷婚姻的囹圄，我会被"上等好肉们"关于特权、优先权、天生优越感的肤浅的逻辑逼疯的，假如把这个逻辑在我父亲身上所产生的效果作为参照，或许我也会是一样的。但我告诉自己，我不像我父亲，我对"上等好肉们"的愤慨不仅是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其他人。通过利他主义成就伟业，在我看来这里面不存

在矛盾，除了通过利他主义以外，还有谁能够做到既有道德，又是伟人呢？

还没来得及决定选哪张明信片，我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我没有带太多的东西，除了仅有的几件衣服，还有我的那张油布的纽芬兰地图，一件渔民工会发的套衫，上面有一个画有鳕鱼的徽章，我打算在《召唤》报社干活时就穿这件套衫，最后还有我父亲的那本《纽芬兰史》。

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们跟我一道去火车站为我送别，尽管他们吵吵嚷嚷，又哭又叫，尤其是我母亲和姐妹们（父亲和兄弟们像大丈夫一样拍着我的后背跟我握手），但还是被圣约翰斯全城的犹太人抢了戏。

两个月前，我在《每晚快报》上写了篇颂扬他们的专稿，如今他们居然出乎意料地来到现场为我送行；他们挥舞着自己的黑帽子，泪眼婆娑，好像他们当中的什么伟人要离他们而去，永不回返似的。

因为他们，也因为我长的那只特大的鼻子，与我同行的许多旅客以为我是犹太人，对此我并没纠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太可能跟我坐在一起了，倒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有什么敌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能否跟这样一位外来者维持长时间的交谈。

通常，除了谈话，别的什么我都不愿意做，而且我知道，一旦我一开口，我会从圣约翰斯一路说到巴斯克港，会忘了观赏我们经过的沿途风景。

今后，我会无数次地坐着火车横跨大陆，就以这种侃侃而谈的方式度过旅程，一连28小时保持清醒，根本不在意哪个疲惫的听众下去了，又换上来下一个听众，可这一次的旅程我想单独一个人，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里，我确实如此。

在纽芬兰，铁路是少数几家与渔业没有联系的大的投资项目之一。

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沿海分散的居住地连接起来，而是把旅客和货物从东海岸的海港运到西海岸的海港，从圣约翰斯运到巴斯克港，让纽芬兰人既可以坐船跨洋去英格兰，又可以跨过海湾去大陆。

铁路的路线不是顺着海岸线设计的，沿途也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看见大海。

太阳刚一升起，我们便从圣约翰斯出发了。

两个小时内，我们便穿过了阿瓦朗湿地，那是一片60英里长的荒原，自冰河时代开始，那里就是岩块裸露，满地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