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繁荣引起了监管者的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和 40年后的另一次繁荣类似。 196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开始考虑限制对冲基金会员。 1969年 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 200只对冲基金发出问卷，想知道“它们是谁、它们如何形成，以及它们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它们的交易可能在市场上带来什么影响”。委员会的官员毫不隐讳“他们希望对冲基金在某个联邦法下登记注册”的事实，但某些对新的暴发户的投诉似乎有些奇怪。据说对冲基金占到某些股票空头头寸的一半，但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种用来避免不太好的公司市场价值无法持续上升的卖空可能是有害的。大家注意到对冲基金比共同基金投资更加大胆，但不知为何这种提高市场流动性的行为被描绘成一件坏事。有人说，琼斯认为，他的投资形式的流行术语有语法错误。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当这种流行的版本被收入辞典时，琼斯告诉他的朋友：“我原来的表达是‘对冲的基金’，这个表达是正确的，我仍然认为‘对冲基金’这个说法将名词用作形容词，我不喜欢。”

琼斯公司的经理人，早上大量买入高风险股票，午饭后就卖出了。这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事会怎样伤害其他人。不管大家多么羡慕、崇拜对冲基金，它们还是被怨恨的对象，尽管这种怨恨并不十分理性。

在 1966年夏天过后的 3年里，琼斯的投资者在扣除费用后，分别拿到了 26%、22%和 47%的回报。 ①但是，这种如印度夏季般的热浪掩藏了危险。琼斯资金正在逐渐失去其独特的优势：他们的选股人离职设立了竞争性的公司，琼斯的套期保值原则似乎也不再那么适用了。对冲（的）基金模式抛弃了它原本的“对冲的”，成为对冲基金：因为一直在牛市，琼斯他们开始认为卖空是只有失败者才做的事，对于保护基金使其免于标准普尔 500指数下跌的影响也丧失了兴趣。相反，他们加大了杠杆效应的利用度：每个基金经理尽可能多地购买高风险股票，甚至速率计算都顾不上了。琼斯的团队不喜欢只因为一只炙手可热的股票可能会有波动，就有人跟他们讲要少买一些。由于股市一路飙升，琼斯本人也越来越多地不到公司，选股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 20世纪 60年代，他们年轻，市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

在他大部分的金融生涯中，琼斯是很幸运的。他在大萧条的后遗症开始消退的时候建立了他的对冲基金。

1950年， 25个美国成年人中只有一个人拥有股票；到 20世纪 50年代末， 8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股票。随着零售经纪公司在主要街道上纷纷涌现，标准普尔 500指数从琼斯刚开始建立对冲基金时的 15上升到 1968年的峰值—— 108，金融理念也改变了：信托银行家已经由投机性投资者取代，对他们来说，大萧条是一段遥远的历史。

新一代认为，金融风暴不会卷土重来：美联储在监督着经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监督着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预算政策也避免了商业周期的影响。这种极端乐观主义的一个完美例子就是半虚构的投资者——伟大的温菲尔德（Great Winfield），这是一个由因化名为“亚当 ·斯密”而出名的金融作家、播音员杰里 ·古德曼（ Jerry Goodman）刻画的永久典范。伟大的温菲尔德将他的钱委托给大约 20个无知无畏的经理人，这些经理人的主要优点就是没有什么经验。他说：“给我看一下投资组合，我可以告诉你它属于哪一代人。你可以辨认哪些是新潮的股票，因为他们能吓住其他（老）一辈的人。 ”

琼斯利用了投机性投资时代。他的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是由于长期牛市的结果。但是，多经理人竞争结构不能使他的股票免于市场的突然逆转，这也是多经理人对冲基金后来发现的问题。市场越增长，琼斯的“表现跟踪奖励机制”对那些冒最大风险的市场经理的奖励就越多，但这个体制缺乏在灾难发生之前退出的机制。 1969年 5月，股市开始暴跌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市值蒸发了四分之一。当琼斯公布到 1970年 5月为止的年报时，他不得不告诉他的客户他的情况比大盘更糟——他亏损了他们 35%的钱。

接下来的 9月，正值琼斯 70岁生日。这是他们一家人值得庆祝的时刻：琼斯的儿媳即将生下他的第一个孙子，他的女儿在生日聚会上宣布了她订婚的消息。他在他喜爱的乡间别墅的草坪上搭起了一个大帐篷，这个帐篷从他悉心照料的网球场一直搭到山脚。在乐队演奏的舞蹈音乐中，年轻人议论纷纷，猜测着谁会是琼斯小姐的未婚夫。但琼斯却不是很高兴，他担心手下的基金管理人员会不满这种奢侈的场面，他不停地说：“我讨厌被我手下的年轻人看到我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花钱。”在经过 20年的辉煌后，琼斯的投资优势消失了。市场终于追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