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对话中，我开始对芝加哥黑人的观点略知一二。最主要的情绪是，由于这座城市的运行机制，任何重要的社会进步都机会渺茫。

我对这种宿命论颇感陌生。如果你成长在富裕的南加州，那即便是像我这样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人，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运作有一种内在信仰，并且会坚信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解决彼此差异的方式，哪怕是种族差异。我当时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浅陋经验的局限性。几乎每一次与“老时光”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谈话都会以政治与种族的交集问题结束。我无法明了他们论述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那些有关地方政治的细节，但即便是我也能够看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与社会学家表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天，我问“老时光”和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威尔森的调查所做的访谈，他们同意了。我尝试了几天，但是毫无进展。绝大部分的谈话都结束于漫谈神侃、一连串的插嘴打岔和半截子的想法。

查理看得出我的沮丧。“在你放弃以前，”他说，“你或许应该和那些你真正想要谈话的人聊聊――年轻人，而不是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寻找年轻黑人。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查阅了人口普查资料，要寻找一个有着年龄段在十六到二十四岁之间的成员的黑人家庭的地区。湖泊公园计划区似乎不错，至少在资料上是这样的。我随机选择了4040号大楼，在打印的人口普查资料上标出了年轻人居住的公寓。这就是我将要登门访谈的对象。“老时光”说我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在计划区里的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工作，”他说，“所以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但我仍然认为周末是找到许多人的最佳时间。

在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六下午，我前去寻找湖泊公园南4040号。这是奥克兰（Oakland）的几栋高楼大厦之一，位于芝大以北大约两英里的湖滨地带。奥克兰是芝加哥当时最为贫困的社区之一，其失业率、福利费率以及犯罪率都较高。从20世纪早期的南部移民开始，它的居民就一直以黑人为主。湖泊计划区周围的街区根本就不能算是街区。街上行人稀疏，在某些街口，空地甚至比建筑物还要多。除了寥寥可数的酒铺和破旧的杂货店，就没有什么商业可言了。这让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住宅计划区，即便建在城里，也与城市生活的概念毫不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其各个不同的地区：漫步在一座优美的城市，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高高低低的建筑、商业、消遣娱乐、各个族群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表现。但是住宅计划区，至少从外部看起来，千篇一律，毫无生趣――各栋建筑密集地拥挤在一起，但却又像毒素一般，与城市的其他地区分离。

这些建筑布局紧密，看起来就像是高大的跳棋棋盘，黯淡的黄色砖墙上排列着沉闷乏味的窗户。有几扇窗户的痕迹表明公寓曾发生过火灾，黑色的烟熏污渍向上蔓延，状如墓碑。绝大部分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大多聚集着年轻人。

这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黑人街区附近转悠，总是被好多人盯着看。今天也一样，当我走进湖泊公园计划区的一栋建筑时，有五六个年轻人在盯着我。在这里应当说一句，我当时也应该被盯着。直到几个月之前，我还在为感恩死亡（Grateful Dead）乐队着迷，而我在当时也还着迷于杰利 加西亚（Terry Garcia）以及他那支寻欢作乐的乐队。我留着马尾辫，穿着扎染过的衬衣，看上去必定十分古怪。我当时喜欢说一些玄妙的话，大部分跟公路之旅的力量有关；我们系其他的研究生都认为我只是过于天真，而非一个神经错乱者。回想起来，我也不能说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