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居留点，我坐在了画廊的地板上，终于能呼吸口新鲜空气了。所有这些新的信息让我不堪重负。我告诉我需要休息一下，他笑了，似乎表示理解，并告诉我他要自己巡视另外两栋楼。我担心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就开始拒绝。他看穿了我的想法：“不用担心，教授先生。我每周都做这个的。”

“好吧，你是对的，”我说，“我不行了，我会在你的地方和你会合。这里有些东西我必须要记下来。”

一反应过来我刚刚说了什么，我的心立刻就沉了下去。我从没告诉过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对话做笔记；我总是等到我们分开之后，才写下刚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我害怕他会想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和讨论的所有事情，包括所有那些非法的活动，并且阻止我。

但是他连眼睛都没眨。

“小子，把素德带回妈妈那里，”他告诉那位一直站在居留点外警戒的年轻人，“我会在一个小时内到那里。”

我默默地走下十六层楼梯，去了梅女士的楼。罗伯特 泰勒的电梯系统最多只能断续地工作，所以能够耐心等待的，只有老人和带着小孩的母亲。那位马仔一路陪着我到了梅女士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没有讲话，马仔们从来不跟我说话，我认为他们可能被告知过要对我闭嘴，所以我也倾向于对他们保持沉默。

我紧张地坐在梅女士的公寓客厅里，在一张桌子上写下我的笔记。不久之后，只要我需要休息，或想要写下点田野日志，这套公寓就成了我要去的地方。的家庭慢慢习惯了我独自安静地坐着，或者甚至在忙碌的时候，我在沙发上打盹儿。

这间公寓有时候会很安静，有时候会很忙碌。当时，的表姐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的一个姐姐都住在那里。但是居住安排的流动性很大。正如计划区许多其他比较稳定的家庭一样，梅女士的公寓还是穷困朋友和有需要的亲戚的暂居处之一。他们可能会待上一个晚上、一个月，或者更长。有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亲戚，只是一些需要栖身之所的“浪荡子”。的亲戚几乎不可能是流浪汉，我得知，他的几个叔叔都是帮派里的高层。但是我甚至搞不清他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我经常听他说起“我妹妹”，或“我的一个在西边的弟弟”，但是我分不清这些人是跟他有血缘关系，还是只是这个家庭的朋友。

而且他们似乎都愿意让我在梅女士的家里待着。他们也都知道并不想让我独自在这个街区里晃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梅女士会安静地给我一盘食物，而她收音机的基督教频道会一直开着。这个家庭里没有人，包括，曾要求看我的笔记――尽管有一次，他曾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并且开玩笑我有否把他写得“帅气”。他喜爱我要写作他的生平的主意，但是一般说来，每个人都尊重我的隐私，对我的工作不加干涉。

后来，梅女士甚至在这套公寓中为我清出了一块地方，用来存放我的衣服和书籍。通常，在做笔记的间歇，我就会开始和梅女士以及在他家的其他人谈话。他们似乎都对回答细节问题比较犹豫――我已经观察到，租户们是如何躲过记者和社工们的访问的，但是他们更愿意解释其生活和社区中的基本方面。就像“老时光”和他在华盛顿公园的朋友们，他们无拘无束地讲他们的家族史、芝加哥的政治、芝加哥住宅局和其他城市机构的举动。只要我不是特别地追根问底――比如，询问他们的收入或者谁非法住在这栋楼里，他们就会对着我不停地唠叨。重要的是，我发现不必隐藏自己的无知――这没有什么，因为我对美国城区的政治和种族问题的认识的确相当幼稚。我对这些基本问题表现出来的幼稚，实际上却好像讨得了他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