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不过对妇女来说不一样，你不会理解的。”她停了一下说，“事态失常以后，至少我们还有‘一百块’和其他人。”很明显，卡崔娜不想要再谈了。我决定在事态平息后，就此询问贝利女士。

我曾见过有警察出现在这个街区，也曾见过他们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与奥特里合作。不过既然绝大多数租户都如此不信任警察，那我就尽量减少与他们的接触，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跟着”警察的。

我还是很难相信租户们在遇到像殴打那样严重的事情时，不去叫警察的想法。我也很难相信警察不会出现――或者是救护车也因此而不会出动。不过既然卡崔娜现在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瞪着我，我意识到我可能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她我最好回家。她没有回应我。我想要帮她做点事情。

“你想吃点东西吗 ”我谦恭地问道。

她摇摇头。

“你想再给我写一篇文章吗 ”我问道，“你想写写刚才发生的事情吗 ”

卡崔娜喜欢写文章。在我读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对她而言，这是一个良好的方式。她可以借此讲述她的志向抱负以及过去的阴霾：贫寒以及我刚有所了解的糟糕的家庭状况。

她耸耸肩，我分不清那意味着肯定还是否定。

“好吧，要是你真的写了什么，我就会很开心地去读它。什么时候都可以。”

“谢谢。”她说，脸上浮现出了极为勉强的微笑。她把她那厚厚的黑框眼镜往鼻子上扶了扶，开始抽噎，并去取纸巾。她看上去几乎还不到十二岁。“再见吧，”她说，“我坚信事情会过去的。”

卡崔娜安静地离开，贝利女士在医院，而“一百块”和其他擅居者又找不到了，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聊天。我想要去拜访，但是每一次我问他关于贝利女士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让我闭嘴。“你想要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跟着她混，”他说，“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对贝利女士的权威不太在意，因为那偶尔会挑战他自己的权威。比如说，她完全有权向他的销售小组关闭一楼大厅。想要我自己去获得有关贝利女士的体验，以看他自己要应付什么。

我搭公车回家，但是决定先在吉米之家（Jimmy’s）停一下。这是一家当地的酒吧，许多芝大的教授和学生都会聚在那里。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得以安静地坐一下，清理一下在我的田野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写我的笔记，但更多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的杯子。我去得越来越频繁，吉米之家也成了我回家路上必去的一站。在吉米之家，正如那些最好的酒吧一样，不会有人在意我会带来何种麻烦。绝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坐着，像我一样，而我想他们也都在操心着自己的麻烦。

吉米之家给了我一个地方，可以摘下一顶帽子（田野工作者），戴上另外一顶（学生）。我需要这个空当，因为我开始感到精神分裂。这就好像在计划区里是一个人――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甚至在以不同的腔调在说话――而回到海德公园，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迁怒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在对自己发火。要阻止我所面对的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我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有关住房、教育和雇用穷人的抽象的社会政策，似乎都对此一筹莫展。而另一方面，计划区里的生活对于社会科学家们所能够开出的呆板药方来说，又显得过于粗野、艰难和混乱。我震惊地发现，无法很有效地劝说年轻人待在学校里：如果孩子们可以在街上赚更多的钱，那么给他们更少的工资和不体面的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