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森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关贫困的研讨会，有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前来讨论最前沿的研究。由于接近那些家庭，所以我冒昧提出了自己对贫困的独特观点。我信口雌黄，为了一己之私而反诘道：“在座的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贫困人口共度过很长时间，但如果你做了，你就会发现……”或者是，“要是你实际观察过贫困人口，而不是只去阅读统计报表，你就会明白……”我感到其他的学者们仿佛都住在气泡里，但是我那傲慢的语调无助于任何人来倾听我想要说的东西。我担心我的行为可能会让威尔森难堪，不过我当时过于悲愤，而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

我不是说我当时在实质上已经对学术生活感到幻灭了。我仍然去上课，与教授们共事，赶功课，拿到很不错的分数，并且甚至还得到了几份有名的奖学金。我仍然自视正在成为一位像威尔森那样的教授。但是日复一日，我更难调和在芝大和在计划区里的生活了。

我的女友、室友和朋友们大部分事实上都很支持我，并且对我的研究很好奇，但我只是自己独力承受这些经验，而不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挫败。我怎样解释“一百块”和其他人刚刚担任过的义务治安维持员这件事 我怎么解释我自己在那次殴打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自己都不理解，而且我也担心我会收到朋友们这样的建议：要是他们不叫警察，你就应该去做……你涉入得太深了……你走得太远了……

在试着讲述我的田野工作时，我会感到尴尬。事实上，我有时候会面临着为帮派和他们的暴力行为辩护的情形，或者是把计划区里的状况浪漫化的情形。所以，为了保持理智，我通常只是告诉人们奥特里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或者在被逼问的时候讲一些帮派生活里的故事。

我变得越来越安静，也更加习惯独处。我的研究生同学们，甚至还有一些教职员都认为我难以接近。有谣言说我过于雄心勃勃，过于冷淡，但我意识到，我只是必须要忍受这一切。我有一点点希望，一旦田野工作结束后，生活会回复正常。但是结局似乎并不近，所以我只是独力面对。

我想要多了解一些有关毕比的事件。为什么贝利女士派出擅居者去攻击他，而不是把他交给警察来处理 打电话叫过警察了吗――卡崔娜说他们没有，但是我想要确定――如果叫过，那为什么他们不回应 贝利女士自己来处理这一事件会有何种后果 

我一直等到“支票日”才去见贝利女士。“支票日”是指福利支票兑现的日子，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租户都会出门去购买食品、衣物和日用品，并且因此而不会来到贝利女士这里提要求。

在去她办公室的路上，我顺路去看了。他正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梅女士热情拥抱了我，并告诉我坐下来吃午饭。她已经烹饪了一些我喜欢的食物，秋葵、青菜、汉堡和芝士，所以我愉快地答应了。开玩笑说我正在吃他的那份食物。“你正在变成我从没想要过的那个弟弟。”他说。

我跟他说了贝利女士和那起毕比的事件。“哦，哥们!”他笑着说，“那就是她沮丧的原因。她一直问我有没有见过你。”

“为什么她为我感到沮丧 ”

“因为你痛揍了那人，那个殴打特妮莎的人。我告诉过你要小心贝利女士，不要为她做任何事情。”

“第一，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布鲁当时要窒息了，所以我踢了那家伙来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