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利益，警与匪是可以共存的”，这类台词并非只存在香港警匪片里，同样暗涌于香港社会的历史洪流中。60年代警察贪污成风，“四大探长”富可倾城，九龙城寨成为最典型的灰色地带，所以才有70年代廉政公署的成立，吴思远也借此拍了票房大卖的《廉政风暴》，90年代麦当雄和刘国昌分别执导《跛豪》、《雷洛传》回溯了那段灰色历史。2009年，王晶最新作品《金钱帝国》同样以60年代警匪一家为题材。或许有过这样的现实经历，加上香港文化的包容性和实用主义观念，警匪片中的“灰色地带”已成为专有名词惯用桥段。但为了区别渲染黑帮仇杀的江湖片，警匪片中的灰色桥段通常不是卧底煎熬，就是警察变坏，《知法犯法》中的吴彦祖堪称警察走向堕落的典型，《伤城》中的梁朝伟则被仇恨占据了头脑，至于2009年的警匪力作《窃听风云》，即以金融商战为大时代背景，讲述了三个被贪欲支配的警察走向毁灭的过程。

三、反讽

“邪不胜正”，是包括警匪片在内的经典通俗剧公式，但套到身份特殊的香港电影上，同样未必适用。警察未必代表正义一方，匪类也不乏有情有义之徒，只要煽情得当，通俗剧的经典结局可以是《龙虎风云》中卧底周润发临死前向匪徒李修贤道歉；也可以是《喋血双雄》中的警察李修贤最终认同杀手周润发坚持的江湖道义，为了给他报仇居然将已自首的成奎安击毙，将香港类型片的传统（从来都是追求铺张的表现力和写意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事实证明警匪的通俗剧模式屡试不爽，但若反复沿用，早晚会出现具有反讽意味的变奏。有趣的是，这种变奏通常会出现在曾经严格遵守通俗剧定律的影人身上。李修贤曾以《公仆》系列成为“香港警察代言人”，自组“万能影业”公司后，拍出大量商业警匪片，譬如周星驰首次亮相大银幕的《霹雳先锋》。90年代李修贤开拍《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贼王》的犯罪片系列则剑走偏锋，以低成本的Cult片取胜。戏中罪犯的作恶行径固然让人毛骨悚然，但对警方的无能和滥施酷刑的描写反而令观众对罪犯产生同情心理，如此一来，反讽意味呼之欲出。

90年代中期，陈嘉上专注写实枪战片，《飞虎》系列叫好叫座，尤以强调团队合作战胜强敌的积极主题契合主流通俗剧模式。杜琪峰为大都会（邵氏）执导的《十万火急》不仅宣扬团队精神，同时注重家庭温暖和浪漫爱情的作用，并以“危险 营救 脱困”的经典公式冲击好莱坞水准。但时隔仅一两年，陈嘉上的“仝人”与杜琪峰的“银河映像”竟不约而同“惊天大逆转”，《野兽刑警》和《非常突然》一反常规，无视通俗剧公式，完全自我颠覆。前者偷师王家卫《重庆森林》风格，以喜剧作为影片基调暗含暴躁生猛之邪气，结尾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足以令观众体验了一把黑色警匪片带来的另类震撼；后者直到结尾前仍是《十万火急》的主流格局，着力刻画警察团队破案过程，但在取得胜利后却被另一帮匪徒全部歼灭，如此突然的黑色结局，必然出乎观众的意料，看似充满与现实相悖的反讽意味，实际却是人生无常的宿命表达。

由通俗到反讽，其实是有经验的导演游走于大众和个人之间的必经阶段，只是陈嘉上昙花一现（他以为《野兽刑警》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所以放手一搏）没有再走下去；杜琪峰则坚持到风格自成一派，成为香港警匪片的一朵奇葩。而随着电影的高速发展和影迷的多元眼光，所谓的反讽和颠覆，甚至可能融为主流，《神探》就是不太成功的一例，但仍须杜韦和大家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