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者服从年长者，女性服从男性——事实上家族现在的全部制度，大概就是过去族长的家族的，恐怕比现在更严格的制度的遗迹了。本来这种家长，过去是有无限的力量的统治者，同时是神官。这制度本来是宗教的，现在也是。构成家族的人，不是结婚上的结合。在今日，作为妻而加入一家的女子，有着一个义女的地位。结婚是做义子义女的意思。结婚的女子叫花嫁（新娘）。以同样的理由，作为一家的女儿的丈夫而加入这家的青年，他的地位也是义子的地位。这样加入一家的新娘与新郎，当然要服从年长者，有时会因年老者的意志而被驱逐出去。做义子而加入他家的丈夫的地位，是困难而微妙的。“有米糠三合，别入赘他家”，这句日本的俗话，可以做证明。

义子及义女，从前差不多是任意可以驱逐的。不过我们不可忘记，古时日本家族的结婚问题，是有宗教上的意义的——结婚是孝道的主要任务。这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家族也是一样的。那时希腊人及罗马人的婚礼，不在寺院举行，而和现在的日本一样，在家庭举行。这是家族的宗教的礼——假定新娘在祖先的灵前，被接入那一家的祭祀内的礼。原始的日本人间，恐怕还没有这样的礼，不过等到一家的神祀制定之后，婚礼成为宗教上的礼，至今不变。但是普通的结婚，除非有特殊的事情，并不是在一家的神坛前或祖先的神牌前举行的。普通关于结婚的规则，如果新郞的双亲尚在，则不在神牌之前举行，如果双亲已亡，则新郎将新妇带到神牌前，新妇就在这里立誓服从。以前至少贵族间的结婚，其宗教性更为显明日本的婚礼的变迁，大体跟随中国的先例，而在中国的族长的家族，其婚礼与古希腊罗马的婚礼一样，是完全独自的宗教仪式。日本的婚礼与家族的祭祀的关系，虽不甚显著，但研究的结果，已十分明了。例如新郎新妇用同杯相互饮酒一事，酷似罗马的Confarreatio（结婚时，将一种麦饼夫妇共食之礼）。举行婚礼后，新妇便加入家族的宗教里面。她须将丈夫的祖先认为自己的祖先而畏敬，如果丈夫的家没有年长者，便要负担代替丈夫奉荐食物的义务。但是从今以后，新妇对于娘家的祭祀，便毫无关系了。因此一个女儿为结婚而离开两亲的家时，举行一种葬送——严肃地扫除家中所有房间，在门前为死者焚火——这表示在宗教上已经分离的意思。

关于希腊罗马的结婚，克兰治这样说：“这样的宗教，决不容许一夫多妻。”《古代都市》的著者（克兰治）所想的那种社会是非常发达的家族的祭祀，关于这一点，克氏的记述殆无置疑的余地。然而关于一般的祖先礼拜，或有失其正鹄的地方。因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都能与祖先礼拜的尚完全未进步之形共存。克氏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西方阿利安民族的社会，的确是一夫一妻。古代的日本社会，则是一夫多妻，家族的祭祀成立以后，还有这样的习惯。在极古的时代，结婚的关系就不大正确。妻与妾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区别恐怕是后来受中国的影响而发生的。后来随文化的进步，统治阶级虽是一夫多妻，一般的倾向，则是一夫一妻了。家康遗训第五十四条，很明白的说明这个社会状态——这是一直继续到现在的状态：

“妻妾之差别，应以君臣之礼为之，妾则天子十二妃，诸侯八嫔，大夫五嫱，士二妾，其以下匹夫也。”

由此看来，可知蓄妾一事，久为特殊的权利。此事继续到大名制度及武家阶级废止的时代，这一点足以说明古代社会的武力的性质（请阅斯宾塞著《社会学原理》第一卷第三一五节）。家族的祖先礼拜，与一夫多妻不两立之说，虽非事实，但至少这种礼拜，因一夫一妻的关系而得便宜，因此有了发生这种制度的倾向，则是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古时的日本社会，即使不是一夫一妻，但是自然的倾向，因为一夫一妻最适合家族的宗教及多数人民的道德观的条件，因此向着这方面走了。

家族的祭祖一般的普及之后，结婚问题便和孝道关联起来，把这事情交给年轻人自己去决定，便觉得不妥当了。换句话说，结婚问题不由孩子们自己决定，而由家族来决定。因为男女间的爱情，对于家庭的宗教的要求，实在没有甚么力量。结婚不是爱情的问题，而是宗教上的义务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另抱成见的话，便是违背了神的教。爱情过后会在夫妻的关系中发生出来吧。不，爱情是应该在这样的关系中产生的。不过，无论怎样的爱情，一有了危害一族的团结的力量，便被当做罪恶了。因此，有时因为丈夫过于痛爱他的妻，妻就被离婚，有时入赘的丈夫，因为他的爱情对于自家的女儿太有感化力，便被撵走。总之，要离婚的时候，家族一定会给你一个别样的理由，而这种别样的理由，想要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