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乎普遍一致的学术意见相反，马基雅维利对这两者都很赞成。事实上，他承认攻城火炮已经令所有古代投射武器黯然失色，野战火炮则使人可对古代战法作重大改进（《用兵之道》第7卷第75-76句；《李维史论》，Ⅱ 17. 3；参见《用兵之道》第4卷第26-31句，第7卷第24句，第139-140句）；他提倡--或许是历来首次--普遍训练使用火器（《用兵之道》第2卷第125-126句）；他将战争中的技术创新颂扬得高于近乎其他每样事情（《用兵之道》第7卷第190-193句；《李维史论》，Ⅲ 14）。这理由在"解释性论文"的第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展开，然而在此提醒读者注意三个因素是有益的，它们助成了对马基雅维利真正立场的广泛误解。一项指责，即马基雅维利未能预见到起自火药技术的战争方式的急变，既假定实际发生了急变，又假定马基雅维利力图预测具体的军事发展的未来。可是，事实上并无急变发生：到马基雅维利那时候，火药技术已经四处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在火药导致野战（而不是它已经促成大变的围城战）的基本改变以前，还将有一个多世纪。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拿出直接或间接的资料证明，马基雅维利致力于军事预测。诚然，他着力表明他的具体规定意在赋予他的军队相对优势，优于他那个时候在欧洲业已存在的任何军队（《用兵之道》第1卷第82句，第2卷第71，81句，第7卷第182句；参见《君主论》，26. 104-105[援引《君主论》时，章节序号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指曼斯菲尔德译本的页码]）。一般被拿出当做证据表明他短视的引语将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助成学术误解的因素，那就是未能将他的实际分析和规定从他对主要读者（"古代行为方式的挚爱者"，《用兵之道》前言第10句）的奉承中剥离开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它取自有同类主要读者的另一著作：如前所引，在《李维史论》中谈论火炮时，马基雅维利可能像是在章首就赞同古代美德，鄙夷和反对现代火炮。然而，该章总的来说，事实上是论定可以并必须既行美德又用火炮，同时表明美德现在将不得不在性质上异于--或许甚至优于--古代德行，以便对付和包容现代火炮。因此，他带着与他的主要人文主义读者最一致的情感起步，在对问题的一番精巧谈论中改进它们，到头来有了一个新颖的、洞察力和效用都引人注目的结论。一个人如果满脑是起初的或一般的印象，就很可能将马基雅维利对读者的迁就误认作他自己的经过熟虑的看法。

昧于马基雅维利言谈和结论的精巧性导致了大多数读者忽视一则令人清醒的规劝，它至少像在约五百年以前一样，可用于我们当代。在《李维史论》刚被谈论过的那章中，马基雅维利告诫切勿将技术视作军事上的一种万应灵药，视作一条途径，它使战士们解脱杀人的严酷现实和被杀的危险，解脱在战场上成功所必需的种种纪律、技能和素质。在他对要塞功用的讨论中，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规劝（《用兵之道》第7卷第1-152句；《李维史论》，Ⅱ 24）。在那里，他告诫说要塞不能替代愿意并能够近战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段落经常被拿出来当做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希望否认一个现实，即需要抵御现代火炮。事实上，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围城战和防御工事技术的前沿，从他在自己最早的军事经历期间碰上创新性的"双重比萨城墙"（double-Pisan ramparts），到他最终在1527年受任确定如何将佛罗伦萨的防御墙现代化。 因此，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军事技术创新有益并且必需，但它们并未消除对人的卓越素质的需要。一个人禁不住要想到我们当代技术地平线上浮现的那类要塞：弹道导弹防御。马基雅维利可被比作这样一些当代防御专家：他们很赞成弹道导弹防御，但尽管如此，仍然告诫切勿为追求它而损伤坚实的兵力结构、有效的招募和训练以及支配所有这些的健全的战略信条。最后，马基雅维利在《用兵之道》中为察觉战术层次上武器的最佳合成而做的许多尝试，连同他在他的所有主要著作里对火炮和要塞的作战或战略层次上有分寸的信奉，都有助于坚实地提醒我们今人：战略必须驱使技术使用，技术不得决定战略。否则，手段变成目的，目的变成手段；不仅如此，对军事卓越--或如马基雅维利所称即美德--的需要将被丢到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