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府今天要讨伐陈炯明，明天要讨伐沈鸿英，后天要讨伐吴佩孚，未来的仗还有得打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经常对马林诉苦，“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 又对全市官产、公产进行大贱卖。

所谓官产与公产，官产是指官地上的产业，比如珠江河面的冲积地、前清八旗兵驻地、旗人聚居地和西门口外宜民市。凡是拿不出房地产契证明的，都属官产。公产是指公共财产的建筑，如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等。

广东商界老前辈梁永说：“由于公产开投，一批古建筑文物被改建或拆建了，十分可惜。如第十甫的文昌庙，开投后改建为西南酒家（现广州酒家），部分开马路（文昌庙）被拆；下九路的湄州会馆，改建为文贤酒家；越秀山脚的应元宫改建为现在的市二中”；云南会馆被置业公司改建为商铺。 一时间名迹荡尽，如疾风吹箨。《申报》揭露：“以官产、市产为名，纷纷没收庵堂寺观，继之而没收寺产、庵产，甚至学校公地、议会公款，亦被提去变卖”。

拍卖潮一开，许多私产也被当作公产拍卖。前清时代，广州的满族人都领有右都统衙门发给“右司执照”，在城内的旗下街居住，政府突然宣布“右司执照”失效，要么缴价赎买，要么马上卷铺盖迁出，其房屋在一夜之间成为官产，予以没收拍卖。“然变卖之款，其归公用者固多，而中饱自亦不免”。 全省绅商、行帮、外省商帮、宗教社团、知识界，乃至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纷纷发起抗议，风潮一起再起。

政府为了筹钱，又向商界开征营业牌照税。1923年8月，广州各银行、土丝各大行商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拒绝申报，但大本营旋即发布命令，指商界拒绝申报营业牌照税，就是“附逆”行为。这个罪名可谓大矣，一旦成立，所有商家财产，皆可列为“逆产”，予取予夺，则师出有名了。前不久政府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遭拒绝后，于7月中旬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前车之鉴，商界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软化下来，同意申报服从。

这是什么三民主义革命政府？广东的民权、民生，可以说比陈炯明时代还糟，比桂系统治时还糟，比袁世凯时代还糟，甚至和腐败的大清末年也无法相提并论。香港《华字日报》得出一个让人悲叹的结论：“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对孙文治下的广东现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深为不满，他们联名致函孙文，提出严厉批评：“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可惜，后来被烧掉的，不是这些军人，而是广州的老百姓。即便是孙文最坚定的支持者，汪精卫在1924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如此江山堪一恸。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着广东，山雨欲来，人心思乱，整个社会已全线亮起红灯，就像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轰然冲天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