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委员彭述之后来指出：“孙（文）的解释是清清楚楚的：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俄国的‘同情’，即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表明了他准备随时把陈独秀的中共撵出去。因而，这就预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采取的清党措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手握动摇山河之笔，胸怀改天换地之志，是万千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党内一向以老头子自居，评论同志时，常把“这孩儿不错”、“那孩儿还行”挂在嘴边，动辄拍桌子、摔茶杯，如今要他在孙文面前低声下气，如何受得了？孙文生陈独秀的气，陈独秀也生孙文的气。双方立场，如是悬殊，合作之中，各有打算。要走好钢丝，岂是容易的事情。马林泄气地承认，他对孙文已经“毫无办法”。

陈独秀不屑于长久寄人篱下，7月19日晚上，中央开会，作了两点决定：一、以后对国民党的批评，措词要温和一点；二、为了避免和国民党搞僵关系，中央撤离广州。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算了。

马林原打算在广州长住下去，事到如此，也只得长叹一声“不如归去”了。会后陈独秀等人便收拾行装，有如飞鸟投林一般，纷纷回到他们熟悉的上海去了。

孙文一向当中共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少年学生”，小小波澜，并没有导致孙文和陈独秀公开翻脸，联俄政策也未受影响。但马林费尽心思，任务仍未能圆满完成，只好奉命卷了铺盖，意兴阑珊，踏上归途，结束了短短两年的在华使命。他不是无能，只是欠缺了一点时也运也，以致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马林前脚刚走，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率领的“驻广东代表团”，便在秋高气爽的10月，抵达穗垣。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热情洋溢地向孙文推荐说：“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 尤其重要的是，用陈独秀的话来说，鲍罗廷的皮包里，带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指导中国革命”的接力棒，至此，由马林传到了鲍罗廷手里。

鲍罗廷，祖籍犹太人，年轻时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开始地下工作。曾在美国波士顿和芝加哥生活，创办《美国工人》杂志，协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1922年在英国被捕下狱，出狱后即由莫斯科赴广州。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90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一个贫苦农家，只读过几年书，便到彼得堡当工人，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

斯大林让鲍罗廷担任孙文的政治顾问，并责成他：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二、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协调工作；三、定期向莫斯科汇报工作。其中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共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斯大林仍觉得，中共不是一个正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既然如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当然投资在人多势众的国民党身上，比较划算了。

途经上海时，鲍罗廷与陈独秀见了一面。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还是想玉成其事。既然开了头，就让它结个善果。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操作能力，比马林高明多多。他到广州后，没有喋喋不休地劝孙文放弃军事，一心一意搞政治宣传，而是立即陪同孙文视察东江前线，很认真地倾听孙文的军事计划，尽管他内心觉得这些计划大都是纸上谈兵。在惠州前线，他躬蹈矢石，亲自布置飞鹅岭炮兵阵地，轰击敌阵。孙文对这个于硝烟之中毫无惧色的俄国犹太人，顿生好感，回到广州后即聘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