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统”，曾经是罩在民国头上的一道光环。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

但其后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变故，国会解散，战火重燃，制宪变成了一项烂尾工程。段祺瑞平定复辟后，自称“再造共和”，以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已不再存在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重新召集国会。孙文乃于1917年率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以捍卫民国法统为号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起而响应，在南方开辟了一片天地。

孙文尝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 对南方护法，国人有厚望焉。可惜，南方护法，并不以法律为武器，而是依靠金钱与武力。南方的军政府与非常国会，本身都不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军队也大都靠行贿拼凑起来，与雇佣无异。而武力北伐，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客观上破坏了中华民国的统一。如果说共和立宪之风，北方甚至比南方还略胜一筹，至少还保留着共和立宪的框架。

孙文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抱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但不肯俯首于法律之下的，又岂止一二地方军阀？护法战争整整打了七年，历千辛万苦，枪林弹雨，造成地方元气荡然，人民财产损失、生命损失，直接与间接，不可胜算。然到头来，竟落了个“北方非法尚有法，南方护法而无法”的讥评。

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早在1921年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对护法已经心灰意冷，他曾坦言：“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已决心放弃护法这面旗帜。

然而，护法——保护民主宪政——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一旦放弃，孙文怎么解释他的政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革命”。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可以打破一切常规。宪法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革命政府是无限政府。孙文需要的是一个无限政府。他向人们宣示，他已掌握了“革命真理”，他所从事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后来从军阀变成革命者的冯玉祥有这样的评述：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的癖，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

个人私情固然是顾不得的，国家法统也顾不得。纵观民国初年，国民党从宋教仁组党，到“二次革命”，到讨袁护国，到西南护法，始终在“宪政民主合法性”与“革命真理合法性”这二极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