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世界革命”、“阶级革命”、“国民革命”这些名词，便如风雨雷电，铺天盖地而来，瞬间从革命者的演讲台，深入到每个平头百姓的饭桌与床笫之间了。一位革命者振臂高呼：“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

以“革命者来”为号召的黄埔军校，开张之日，孙文训示学生：“你们决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的，你们的责任便是革命。现在，我把这个革命的责任，交给你们。” 军校不是政府办的，是国民党办的，是党的军校，一切建制章程，照抄苏联红军，连“支部建在连上”，也照葫芦画瓢，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按党代表制规定，校长或各行政长官的命令，没有同级党代表的副署，不能生效。因此，国民革命军是“党军”，而非“陈家军”、“李家军”，亦非“政府军”，更非“国军”。这是革命军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最根本的不同。

革命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活跃在舞台中心的革命者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有人给他们勾画了一幅素描：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房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可能是青年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充满喜剧色彩，但在当时，“革命”一词，简直成了一道魔咒，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蒋介石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 这种二分法的逻辑，在其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谁敢对革命发出一句非议与质疑，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一名广东大学的法科学生，被鲍罗廷指为“反革命”，要求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校长邹鲁问有什么反革命证据，鲍罗廷笑言：“使数人证其某种言论、某种行为便已足，或使人挑其打斗便有罪，何必真凭实据。”

青年学生们不断鼓动风潮，“踢开老师闹革命”。国民党中执会青年部下的一间平民学校，学生们打破一切规章制度，自编教科书，自由选择老师。整个教育界为之震动，教师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公医大学发生驱逐教员事件，引起满城争议。孙文不得不亲自到青年部，劝告各校学生代表：“学生应在教育章则中自由，不应该有择师的自由，否则无人敢任你们的师长了。”

老师们为了自保，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那些想打倒他们的人，才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时髦词汇，很快成了比偷讹拐骗、吸食鸦片还可恶的罪名，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据后人考证，“‘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