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吗？”

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大家都认为反对我们策略的人就是反革命。”

这令国民党深感苦恼。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从没人说他们“反国”，但国民党一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共”、“右派”、“反革命”。“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其实，这种现象，何止在国民党党内如此，即在共产党党内，又何尝不是。“革命”这个词一旦被赋予巨大的杀伤力之后，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这也是贯穿整个大革命时代，国共斗争的重点之一。

由于党内纷争激烈，孙文心烦意乱，一气之下，7月11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掌管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权。孙文自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这些委员，基本上，都是赞成容共的，至少在目前是中立的。在中执会、监委会之外，另设一个政治委员会，机构上叠床架屋，其用意则彰彰明甚，孙文希望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事。

8月，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因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了弹劾案，共产党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排共派不敢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便围绕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做文章。会议吵吵闹闹开了几天，胡汉民仍持调和态度，他说：“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其实有三派，甲，认为共产派合作有害；乙，认为共产派合作有益；丙，认为共产派跨党无害，但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如果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他提请大家注意，“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彼此才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了。”

孙文大发脾气，宣布要开除冯自由出党。他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张继见孙文生气时，两眼发红，久久不退，内心不觉怆然，再也不敢争辩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要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和共产国际直接搭线，以解纠纷。鲍罗廷非常欣赏这个提议，还亲自为它取名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然而，这个联络部却成了镜子里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国民党认为，连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解决不了的纠纷，一个“联络部”，又怎么解决得了？而共产党却觉得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从此国民党有了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的渠道。

陈独秀怒不可遏，这是中共还要不要独立与权力的严重问题。陈独秀马上召集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

国共两党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趋严重、尖锐。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痛责“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立联络部）的建议”。 孙文的中立态度，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由于中共的强烈抵制，这个联络委员会，最后无疾而终。

国民党自称是“唯一的革命政党”，党权高于一切，革命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时的党，岂止建在连上，也建在学校上，建在市上，建在国上。孙文致力于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等到全国民众都信奉一个主义时，统一中国可矣。他说：“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从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以打指模、宣誓形式，确立“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为党纪，到国民党改组后，“一切权力属于党”、“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已经从宋教仁时代的英美式政党政治，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转变。“党治”、“党化”之类的名词，遂在各种报章杂志、大会小会上，万口一谈，大轰大嗡，震耳欲聋。黄埔校军是“党军”，中山大学被称为“党化大学”，广州市甚至有“党市”之称，而这些称号，在当时都代表着无上的光荣。

学者李剑农慨叹：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