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我和查尔斯·曼森、塔克斯·瓦特森以及一些其他的杀手的交谈要顺利得多。这些人都非常细致，他们杀人非常有计划，看起来像有逻辑的杀手，但他们也是心理异常的人，比如曼森及其手下就认为谋杀是除去痛苦的方法，因而也只能归于毫无逻辑可言的杀手之列。

与这些杀手进行访谈之前，我会对每个人的罪行和个人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更深地了解他们。比如我研究得知，曼森一进入会客室就会问联邦调查局找他干什么，我要做的就是取得他的信任，让他知道我并不把他看成怪物，并对他很感兴趣，然后他就会和我交谈。曼森非常健谈，但只是喜欢谈论自己，通过交谈我发现他的人格特质非常复杂、奇怪，他的世界观似乎没什么大问题，也知道如何控制手下的那些杀手。也就是说，作案时他知道自己在犯罪，同时对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都有很强的洞察力。和他的交谈非常顺利，收到的成果也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在此之前，我和普通人一样，都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杀人犯，但经过几次访谈之后，我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突破。

和曼森及其他杀手的交谈情况会在下面几章中继续谈到，现在，我想对大家说说这些访谈对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和对调查局制度体系的冲击。

访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大概受到了这些怪人的影响，也开始变得有点偏执了。按照规定，访谈曼森和西尔汉这样的人要先提交申请，获得上级批准才能进行，可我却跳过了这些程序，因为我觉得我的访谈并不正式，只是初步了解，我都没有做笔记，也没用录音机，更无法按照调查局的要求提供书面报告。

我认为调查局的探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想惹麻烦，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得到上司批准，这些人占多数；另外还有一些人不喜欢受到体制的束缚，常常先斩后奏，我就是这种人，我也随时准备着因此付出代价，我只希望等上司叫我过去挨批的时候，我能想好一套说辞。

我结束了教学和访谈回到匡提克，心里很兴奋，为了提交书面报告，我决定再次进行访谈。

1978年，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安得森市的一所女子感化院，这儿离匡提克很近，住在里面的有曼森的两个"女人"史奎基·福勒米（Squeaky Fromme）与桑德拉·古德（Sandra Good），以及意图谋杀福特总统的莎拉·珍·摩尔（Sarah Jane Moore），我打算在一天之内访谈她们三人。当时民德曼刚刚离婚，正要回旧金山当小组主管，他走之后我就得另外找人了。精挑细选之后，我挑上了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这个年轻人以前曾在行为科学调查组与我共事过，他从匡提克离职后一直担任访谈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