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己又害人”，在中国太普通，以至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按说应该把租他车、船的外国人送到指定的地方，然而他们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中国车夫这时所表现出的固执，就如同他的骡子，那骡子跑到路上的一块土地上，躺下，执意要洗泥土澡。车夫此时挥舞鞭子，使尽力气抽打骡子，却无济于事。骡子无动于衷，就像一只苍蝇在给自己搔痒。触景生情，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De Quincy)译者注：德·昆西(De Quincy)，1785-1859，英国随笔作家，著有《一个英国吸食雅片者的自述》等。尖刻的评论，他作过一个过于宽泛的概括，认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么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性，同样吵嚷的中国车夫却会改变。尽管特别警告他，如果他坚持不履行合同，就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他仍在途中公然对抗。然而耗费半天工夫、到达终点以后，他却又开始自我辩解，恳求他在途中曾予以蔑视的恩惠———那份酒钱。旅行者与车夫、船夫写下书面契约，是项明智之举。但是不要留下可能造成误解的漏洞。

“事前说明白，过后无争议。”是中国人明智的格言。然而，当人们在预先协定中耗尽才智之后，误解仍会发生。无论你注意力集中在哪一点上，在中国，钱都是最引外国人烦恼的突出原因，不管与你打交道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区别很小。所有的中国人都天生具有从误解中取利的本能。他们感到自己就像一月的北风刮进门缝儿，像水流渗入船洞儿，及时而毫不费力地利用误解。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奇异地适应了中国人这一天赋的发展过程。就像古代波斯人被教会了拉长弓与说实话两种技能那样，中国人很快察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真诚、公正的天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台塔斯译者注：白塔斯(Titus)，罗马将军与皇帝，公元40-81年，在位期间79-81。统治下的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感受一样，惊讶不已。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要每隔七天停止一天军事行动。这种怪癖有利于罗马人的进攻，同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那些品质也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的中国外交，是中国人误解才能的漫长例证。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这种才能也没有耗尽。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执意误解又力图解释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的最初印象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尽管也有个别不强行遵守规则的例外现象，对外国人的这种观念还是生长繁盛起来了。他们非常相信外国人做事的公正性，纵然一些个人和许多国家也有相反的例子，这种信念还是同样坚定。有了这样两个既定的观点，中国人也就有了支撑点，希望动摇最远固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