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被描述为，有权选择成功或失败，引起19世纪不该受穷概念，不能成功被归结为个人原因，这不该受奖励。政治言论诉求与普遍道德价值观是：凯恩斯主义住房政策被认为帮助瘾君子、少年妈妈，却以牺牲认证工作家庭的利益为代价。这种争论被用来阻止在这种体系下较成功的人（也许购置了自己的住房），否认那些比较失败的人。同时，将福利这一概念降低为最小安全网——在社会住房中越来越这样。同时，社会住房承租人重新标榜自己为消费者努力，使他们为自己的现状承担更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越来越深入地发展为个人化。即使它与社会发展相关。通过以按时改变状况的重担，取决于个人而不是系统方式进行。有关“社会资本”谈论颇多，但这已经开始失去它初始的意义，强调权利的关系。相反，它视充足的按规定参与社会（非公共）的组织，为改善住房状况的关键因素，却忽视更大的经济结构的冲击。

相信国家福利的价值很难改变，但是，许多人责备“国家保姆”和“依赖福利”是造成当前问题的原因。诸如此类的争论在伦敦EASTEND（东区——通常意义上的工人居住区）研究中体现，责备对当前住房危机负主要责任的是公共住房投资不足，不同组织共同竞争获取有限的住房储备，而不是依赖公共住房体系负主要责任。更普遍的是，在EASTEND称社会住房补贴为“一种文化津贴”，也越来越忽略社会住房数十年的成就，视其为失败的经验。管理不善和冗员官僚被视为公共住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处理好的问题。当然，坏消息总是人们最关心的头条，但重新分配最烂的住房给最穷的人又加深了否定观点。人们倾向于混淆因果，将贫穷及其附带问题归结到房屋居住权的本质上：如果过多的穷困或失业的人住在社会住房里，社会住房一定会受责备。“失败的房产”形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政府的思维反映并加深这一现象。因此，2007年，当人们问起新苏格兰住房部长建造更多市政住房的可能性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不想更多钱石沉大海。

除此之外，尽管这种自由是慷慨激昂的，但新自由主义另一个不同寻常的吸引力是它根本不是政治体系，而是基于不变法则之上的科学。这减轻了政客的责任，暗示没有其他办法，他们不能希望资助市场。另一种经济模式苏联系统的失败大大强化了这一观点。

切克·克林和彼得·琼斯已经表现出怎样小心翼翼地选择语言描述，实际基于经济基础的政策为进步的甚至是社会主义运动。他们的例子有关上世纪80年代移交部分格拉斯哥市政住房给住房协会。保守的中央政府缺少社会住房资金，即使这样，领导社会住房工作的格拉斯哥工党，看起来不愿同意让出任何一套市政住房。这种情况直到市政官员重新称呼“卖房”是“人民安居社会主义案例”才有所改变，这与合营运动多多少少有些相似。这就被证明，采纳这些政策只是英国工党理念第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理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有时作出最坏的选择是越来越难的。

所有这些论点和形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让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那些人，证实自己的行动（至少不证实给自己）的合理性。但他们将很难说服在政策接收端的人们。对于人们，政府同时采取说服、合并、指派及分而治之的措施，也在战略上重视使用忽视及忧虑。新自由主义所倡导和宣扬的体制的中心，就是鼓励消费者权益保护。我们偶尔会担心日益增长的个人负债重担正远远地超过所见到的景象，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将消费主义的增长作为一种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步形成的方式，并对政府准许的买卖方式产生满意感。旧式的团体正在被新式的自由体制所替代，并通过个人财富展现个体性。评价我们的标准不再是简单地活着，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所有的生活方式的重点便是私人住宅。近些年，电视节目表已经挤满了改善住宅环境的节目，尽管这其实只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标高价格售出产品，商品消费远远大于改善住宅环境，而住宅环境的改变，也不过始于商家利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