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媒体是消费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宣传、改善所有生活之类出版物增长。媒体也改变宣传方式和内容。当政府被媒体杜撰的臭名昭著的时候，商家和政府机关，依然可以利用有影响力的媒体，提供更有效的措施。媒体产业下的管理严格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对出版界的信任。英国加的夫大学研究专家的一条分析，暴露了一个由日益增多的书呆子式的新闻工作者，在压力下产生了大量复制品的世界。这些新闻工作者，无奈地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周而复始的自由出版或是报道媒介，这些也许只是基于材料的选择。卡的夫的研究说明“出版文章的60%和广播故事的34%大都或主要来自于‘包装前’的材料之一”。有关主要重建发展计划或“问题不动产”倾向于陈述同样的官方观点，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或者总有更直接的办法，正如英格兰北部政府赞助的《卫报》增刊所报道的那样）。而这些直接涉及住房运动中的人知道官方观点下另有文章，但很少有人愿意去了解。

合并能使目标更明确，独立组织、职工（包括记者）甚至平民草根组织可以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项目的潜在人员。新的合伙管理方式大大便利了各种反对活动的进行。庇护所像许多其他慈善机构一样，以合同为基础，正发现自己与私人组织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慈善机构甚至在这些活动中亏钱，影响政府发放补贴）。庇护所的管理者认为，为了使他们作为合法补助提供人，应进行有效竞争，他们职位较低的员工必须改变工作环境，以精打细算为基础的文化中，最终的累计后果便是减薪。这些收入相对较低的员工，正担心自己捉襟见肘的房屋预算，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有罢工。对于其他人来说，合并却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一旦公务员的房屋被私有化或者转给用于私有服务公司，该公务员将会有大幅度的加薪收入。其他人也许会认为，接受合并是金融支持的代价。逐渐的，商业化的资助方式已冲击了学术的独立性，将学术困在狭隘的政治决定的领域中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租房人组织正受到政府议程上制定的资助补贴和资金的诱惑。这类受控的组织，不仅大大限制了自己可以实现能力的范围，而且还阻碍了学术陈述的独立性。它使志愿者的精力耗费，同时，还承担着租房人代表的角色。租房人积极分子也被鼓励建立住房联合会董事会，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为住房人的利益工作是合法的，而不是为联合会自身。许多类似事件将在下章详述。

新自由主义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团体利益之上，他的本性恰恰是让个人站起来反对社区内团结。新自由主义政策执行打破了旧社区的建立和共享经验。这不是令房主和住户难以取得共同立场的偶然现象，“该受穷”的和“不该受穷”的这一对对立概念导致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仇视，而不是团结一致。更明显的是，旧城区改造成新城区计划，尤其是大规模重建计划，导致实质上的对现有社区居民进行疏散活动以及活动的积极分子的产生。谁胆敢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观点，必须准备好面临职业洗脑机祛除他们的正直感，扭曲他们的性格，并指责他们阻碍社会进步。

这些努力反对强有力政府与开发商联合作出的选择的人就会发现，真正自由的选择空间是那么有限。英国住房议会转化成住房协会时（需要通过投票才可以成立），仗势欺人是明目张胆的，也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核心部分。投票支持转化，马上把你可以一弃置之的破旧的房屋升级为现代标准，投票反对，对不起，改善房屋的钱你一分也得不到。与此同时，有些本该支持中立态度的住房部门官员，组织投票支持这一转化。一旦转化成功，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为住房协会的雇员，享受加薪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