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多时候，压力是更难证明的因素。那些住在被认为有再次开发潜力地区的人会发现，他们要面对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还有其他人恶意的袖手旁观。众所周知，越是贫困的地区（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他们的公共服务设施越差。这里的公共住宅的分配也倾向于符合出租房屋的质量要求。即使是那些积极参与的人也可能很难确定如何判定附近的一块区域是否是故意放慢发展速度，以便让人以为只有综合性重新开发才是唯一的对策。甚至，对此热衷的在贫民区域工作的积极分子，住宅区内有120名孩子死于海洛因。这表明，这种重建对于建立该阶层想要建立的药品开放市场起不到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利物浦肯辛顿的住房市场，重建计划区域住房主要由住房协会住房和低成本住房混合在一起，社区的住户却搬出住房，留下空房子，就是该区域住房计划失败的例证。而这曾被作为强行征收第一产业（农业，农民），对居民用地进行重建的合法理由。该区域内顽强固守不愿搬迁的人，将面临许多不愉快之事。例如：愈加破败的住宅区，越来越大要求迁出的压力，以及越来越有限的选择。

闹米·克林已经显示了，症结和新自由主义商界领导（常常为一人）坚持视危机和混乱是祛除“他所声称的灾难的新自由主义”极端形式的绝妙机会。类似的进程在其他不太激进的领域里起过作用吗？哈吴瑞已经使用“管理和操纵危机”来描述废除调整计划比，并与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皮诺切政变中智利的倒闭作对比。近些日子，瑞斯·艾伦和里克·瑞克认为，住房市场更新计划是灾难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好绝伦的国家资助的旧城区改造成新城区计划。这一灾难性的计划，却成为合法的谜。在其他重建计划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我们不停地忽略（如果没有必要计划就避免）。正如在克勒恩的例子中，重建计划是个灾难，不能认为它是未知之谜，重建实质是灾难而不是更激进的解决方法。

尽管存在这些说法，大多数人并不自主选择支持新自由世界的秩序。通常说来，他们别无选择。同时，这不是实行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不相符。这种冲突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实际中靠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推动而加剧。政治权利演变成一张不断扩大的各种结构和控制力构成的网，旨在阻止任何工人阶级的力量重新崛起，压制任何对新秩序的抵制。不管这种抵制以何种形式，是用组织的运动，还是松散无组织的成员单独行为。新的政府管理形式影响了真正的政策，压制了反对意见，毁坏了现有机构的独立性。《雇员法》大大削弱了有组织劳动力的力量，侵蚀了工人的权利，进一步侵害了有效劳动组织实现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同时减少了福利项目，如沃克困特所描述的那样越来越成为政府控制的工具。美国福利体系，或者运作英国福利，如前所举之例，在美国，住房福利依赖于各种复杂的工作福利计划。最近，英国住房部长也重申让失业市政住房人为租房付房租而去找工作，但因各方批评而取消。有压力要求弥补社会保障体系漏洞，将有拖欠租金或逾期付款的迹象的租房人送上法庭，逐步将问题演化成悲剧。

不平等的加剧，旧社区的分崩离析，各种有组织社区的散架，刺激了黑色经济（为逃税而隐瞒收入的地下经济——译者注），也滋生了各种毁灭性的反社会行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是强调这种体制条件是引起这种行为的原因，而是使用新监督方法压制，控制尤其是阻止经济精英利益行为的发生。在纳尼尔·史密斯所称的对“复仇之城”深入研究的文献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复仇城市是指该城市被复仇的右翼势力占据，打算驱除所有持不同观点和出身背景与他们不同的人。或许“阶层混合”是有关部门进行旧城区改造成新城区计划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实际上，我们正见证着新一轮的在地理上将穷人边缘化的改革。对于穷人，他们眼不见，心不烦。进行旧城区改造成新城区计划的人，如殖民时期的殖民者一样，用重重关卡和社会保障体系保卫自己，监视公共领域，压迫反社会行动，使得这些行动不在富人居住区域内发生。在英国，不正常的行动：聚在街角的孩子们，可能触犯《反社会条例（ASBO）》（违反该条例会留下犯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