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在莫斯科遭到炮击时期举行的，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至今尚未发现，代表们被当时发生的雄伟的事件吸引住，对会议的进程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克鲁普斯卡娅在30年后写道：“真是可惜，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多么热烈的聚会！开会的时候正处在革命的顶点，每个同志都跃跃欲试地想显一显身手。他们在开会间歇的时候练习射击。……参加会议的代表谁都忘不了这种情况。有洛佐夫斯基、巴兰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人。我记得这些同志，因为他们关于各地情况的报告非常令人感兴趣。”克鲁普斯卡娅不曾提到伊万诺维奇，她不记得他了。在会议主席团成员戈雷夫的回忆录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讲的：“代表里面有斯维尔德洛夫、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涅夫斯基和其他的人。”这些名字排列的次序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还知道，发言赞成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伊万诺维奇被选入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

当时的浪潮还十分高涨，所以连已经被自己最近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吓得胆战心惊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完全站到前途未卜的议会制度方面去。为了便于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建议只参加选举开始阶段的活动而不参加杜马。布尔什维克当中大多数人主张“积极抵制”。在1920年为列宁五十寿辰举行的简单朴素的庆祝会上，斯大林用他特有的方式谈到列宁那时采取的立场。他说：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①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使我们非常惊讶……

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②

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到“电击”般的印象，也没有提到50双手如何“雷鸣般地鼓掌”。尽管如此，斯大林关于当时情况的说法可能实际上是正确的。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还没有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既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将来的“实践家”尤其如此。列宁本人可能动摇过；他可能把来自地方抵制派的压力看成是来自革命分子本身的压力。但是，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会议的决议是“努力破坏这种警察式的杜马，完全拒绝参加”。唯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直到1920年斯大林还认为，列宁起初准备参加选举是一种“错误”；在那里，列宁本人已经承认他屈服于抵制的主张才是他真正的错误。

关于伊万诺维奇参加抵制杜马选举问题的辩论的情况，有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讲过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纯粹是捏造的。他写道：

斯大林起初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在党的领导集团的会议上讲话，也是他第一次在列宁面前讲话。但是列宁用充满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表示赞许地点着头，斯大林的声音坚定起来。等他讲完话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被接受了。

列宁主张由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的土地，并由立宪会议通过国有化法律来批准这种剥夺。他在文章中和讲话时都指出：我的土地纲领“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①。在基本论点上，他仍然和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这位领袖不仅认为俄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前，甚至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相信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甚至连那将取得的民主性质的胜利也无法保持。正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列宁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②如果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解释，认为列宁考虑的是外来军事干涉的危险，那就错了。不，他谈的是内部复辟的必然性，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作为小业主的农民会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列宁坚持说：“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③

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的命运直接随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转移。但是对于他说来，所谓“最后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历史时期。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时期，他就渴望带领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户。他说，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不能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必须比这走得更远——要给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清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