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革命者的个人生活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到抑制,然而生活继续存在。和迪耶戈里维拉风景中的棕榈树一样，爱情从沉重的石头底下挣扎出来，迎向太阳。爱情和革命几乎总是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斗争、同样的危险以及与世隔绝的共同处境结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夫妇们在地下活动中碰在一起，为监狱所分离，在流放中又相互寻找，重新聚首。我们对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个人生活情况知道得很少，但是由于这一点点情况为我们了解斯大林这个人提供了帮助，因此更值得宝贵。

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他是1903年结婚的。据他自己看来，他的婚姻是幸福的。诚然，在他自己的家里，找不到他所鼓吹的作为新型国家基本婚姻形式的男女平等。但是，和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平等权利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妻子的平凡的智力赶不上他，而把他当做半仙似的人物看待；而且作为一个格鲁吉亚女人，她是在迫使妇女侍候男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长大的。”尽管伊雷马什维利自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却几乎像信仰宗教似的赞成实质上使格鲁吉亚妇女成为家庭奴隶的那种传统。他认为柯巴的妻子和柯巴的母亲卡佳具有同样的特点。他说：“这位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全心全意地关怀她丈夫的幸福。无数的夜晚，她都是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的，等待着忙于参加秘密会议的沙夏。她祈祷着，希望柯巴会抛弃得罪上帝的思想，回到勤恳劳动、安分守己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中来。”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无惊异地知道，在13岁就拒绝宗教的柯巴居然娶了一个天真幼稚、虔信宗教的妻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环境里，这种情况可能不足为奇。在那种环境中，丈夫自认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把参加共济会仪式当做娱乐，而他的妻子在刚和别人通奸以后可以规规矩矩地跪在忏悔席向神父忏悔。但是在俄国革命者当中，这类事情被看得极其严重。他们的革命哲学的核心根本不存在贫血的不可知论，而只有战斗的无神论。宗教和他们经常冒着危险与之斗争的一切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怎么能够在个人生活中对宗教表示任何容忍呢？在早婚的劳动人民当中，可能发现不少丈夫结婚以后变成了革命者而妻子仍然固执地抱住旧的信仰不放的例子。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导致戏剧性的冲突。丈夫将会对妻子保守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和妻子愈来愈疏远。还有些例子是丈夫会把妻子争取过来，使她赞成自己的观点，离开她的亲属。青年工人经常抱怨，说他们很难找到不受旧的迷信束缚的女孩子。在青年学生中，选择伴侣要容易得多。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个宗教信徒结婚的例子几乎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关于这一点有任何规定。但是这种情况和这些人的习惯、思想和感想是不符合的。柯巴无疑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思想观点的分歧似乎并没有导致戏剧性的冲突。“这个精神上处于坐立不安状态，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人窥察，都受到沙皇秘密警察不断监视的人，只有在自己穷苦的家里才能找到爱情。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以外，他对其他所有人都充满蔑视。”伊雷马什维利描绘的这幅田园风味的家庭景象使人们可以得出推论，认为柯巴对自己的亲密伴侣的信仰已经容忍到放纵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和他的专横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容忍，实际上一定是精神上漠不关心。柯巴并不希望在妻子身上找到一个可以分享他的观点或至少是他的雄心壮志的朋友。他只需要一个百依百顺、忠心耿耿的女人就满意了。在思想观点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感情和精神需要上，他是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奥谢第亚人维佳的儿子。他对妻子的要求并不比他的父亲已经从长期受苦受难的卡佳身上得到满足的要求为多。

柯巴被指派为一个仅仅具有发言权的代表，这件事还引起一个不是没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会轮到列宁担任主席的时候，他建议不加讨论地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给四名代表以发言权，其中包括伊万诺维奇。毫不倦怠的马尔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发言权的人是谁,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列宁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代表大会可以信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马尔托夫可能已经拥有关于伊万诺维奇的历史的特殊性质的某些秘密情报——这一点我们以后要比较充分地谈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才赶忙提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借以结束这个不祥的暗示。无论如何，马尔托夫认为，把“这些家伙”当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适当的，所以他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而列宁不但没有反对这种提法，而且证实了它。在1907年，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中，斯大林也还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是通过了，但许多代表没有投票。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巴一次也没有利用过给予他的发言权。代表大会开了将近3个星期，讨论极为广泛和充分，发言人数很多，然而伊万诺维奇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他的签名也只出现过两次，这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关于他们和当地孟什维克的冲突的两个简短的声明。甚至在这两个声明上，他的签名也排在第三位。此外，他在代表大会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充分了解这种情况的意义，必须了解代表大会幕后活动情况。在正式会议休会期间，各个派别和民族组织都分别开会，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和指定自己的发言人。由此可知，在3个星期的辩论中，一切比较令人注意的党员都参加了辩论，然而布尔什维克派并不觉得应当委托伊万诺维奇发一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