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迟至1924年，斯大林仍然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在对自己表示应有的宽容以后承认自己在革命开始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写道：“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①为了在当时已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保护自己的后方，有必要公开承认这一点。这种承认在两年以后证明对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否认他在1917年3月所采取的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同志们，“这是不确实的，这是流言！”——仅仅承认他有“某种动摇……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暂时的动摇呢？”雅罗斯拉夫斯基曾以历史学家的资格提到：斯大林在革命开始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4年后，他受到了各方面强烈的迫害，不再容许甚至是提到“暂时的动摇”了。威信这个偶像是一个贪心的怪物！最后，在斯大林自己编的“党史”中，他把列宁的立场说成是他自己的立场，把他自己的见解说成是他的敌人的见解。这部了不起的历史宣称：“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组织中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等人持着有条件赞助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的半孟什维主义立场。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②等等。这样，通过逐步把事实变成谎言，黑的就变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称之为“散播谎言”的这种方法贯穿着斯大林的整个传记。在莫斯科进行的审讯中，这种方法的表现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垮了台。

我在1909年分析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的基本思想时写道：“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1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党的老干部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反革命特点得到了极端的表现，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看来已经消失，迫切需要把党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装起来。只有列宁伟大得足以担任这个任务，他在4月间完成了这一任务。显然，斯大林不愿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但是他也没有出来支持列宁。他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加米涅夫，正如10年前他抛弃抵制派那样，也正如他在克拉科夫会议上不声不响地让调和派听任命运摆布那样。他不惯于为没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辩护。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会议从4月14日一直举行到22日。虽然列宁的影响已占优势，辩论有时仍然很激烈。参加的人中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甚至没有到场。显然，他想要暂时被人遗忘。

5月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写道：“革命正在扩大和深入……走在运动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说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后了。”①恰恰在两个月以后，“七月事变”证明，各省大大落后于彼得格勒。斯大林在作估计时所想到的是组织，不是群众。列宁早在四月会议时就说过：“首都苏维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苏维埃更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竭尽全力设法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各省的苏维埃（组成这种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许多情况下违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设法调节经济生活。但是首都苏维埃机构“落后”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走得太远，以致他们的要求的激进性吓坏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讨论七月示威时，斯大林说，工人们并不希望闹事。七月事变本身驳斥了这个论点，无产阶级无视妥协派的禁令，甚至无视布尔什维克党的警告，涌上了大街，同驻军们并肩前进。斯大林的两个错误特别表现了他的特点：他并未呼吸到工人集会的空气，他跟群众没有联系，不信任群众。他所掌握的情报是通过党机器得来的。但是群众同党比较起来更富革命性，党则比它的委员会委员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场合那样，斯大林表现了党机器的保守倾向，而不是群众的有生力量。

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新闻记者克劳德·阿奈在使法国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势时，指向涅瓦大街那边的一些最大的工厂集中地维波尔格区，“在那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几团驻军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就是朝布尔什维克方向动摇。“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夺取彼得格勒，谁会制止他们呢？”对局势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当时还不可能夺取政权，因为，尽管斯大林在5月写了上面引述的那样的话，各省仍是大大落后于首都的。

7月2日，两个情绪激动的机枪团代表进入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声称他们的团已决定立即全副武装走上大街。会议正式表示反对这个行动，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会议的这个决定。13年后，斯大林的一个合作者，悔过的机会主义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这次会议：“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会议室容纳不下所有与会者，部分群众从走廊通过开着的门倾听辩论情况。我也在这部分群众中间，因此我不能清楚地听到这个报告……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出现。由于他说话声音不大，我从走廊里没有听出他说的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斯大林的每句话都很尖锐有力，他的讲话的特点是他的提法清楚……”

与会者分散后就前往自己的团队和工厂，以便阻止群众举行公开示威。斯大林在事后报告说：“在5点钟左右，我曾经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名义正式声明我们决定不举行发动。”①但是，到大约6点钟的时候，示威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②稍后，斯大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叙述了七月事变的情况：“党不要举行示威，党希望等到在前线的进攻政策名誉扫地时为止。但是国内混乱、克伦斯基的命令和派遣军队赴前线一事所引起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发生了。”中央委员会决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质。“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③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暧昧的证词。这位桂冠诗人在1929年以兴高采烈的语调谈到斯大林如何在《真理报》总部接到喀琅施塔得来的电话，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是带武器还是不带武器出动。斯大林回答说：“步枪？……你们同志们知道得最清楚！……至于我们文人，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武器铅笔，我们到处都带着……至于你们和你们的武器……你们知道得最清楚！……”这个故事大概是夸大的，但是可以感到里面有一点真实之处。总的说来，斯大林倾向于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战斗准备，他总是不信任群众。但是不论什么地方发生战斗，不论是在第比利斯的广场上，在巴库的监狱里，还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总是力图使战斗的性质尽可能尖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总是可以用关于铅笔的比喻来审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们决不可夸大这个插曲的意义。这个问题大概是喀琅施塔得党委员会提出的，至于水兵，他们无论如何原会带着他们的武器出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