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一热月式的反动

斯大林是在我1917年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下的。他写道：“有些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发抖，这是十分可能的。例如，我知道，当时被捕的有些布尔什维克甚至准备从我们的队伍中开小差。但是根据这一点对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作出这个结论，那是在无情地歪曲历史。”

这段引语中令人感兴趣的部分与其说是坚决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还不如说是牵强地提到“当时被捕的某些同志”。这是针对卢那察尔斯基而言的。在革命后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在警察侦讯下所作的口供。这对于他的政治勇气确实不是一种光荣。这件事本身对斯大林算不了什么，更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都做了他的亲密部下。真正使他在意的是，在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他的著作《革命领袖剪影》，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斯大林的剪影包括进去。这一省略并不是故意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只是同当时任何别的人一样，都没有想到要把斯大林置于革命领袖之列。但是，到1925年，形势变了。这是斯大林暗示卢那察尔斯基相应地改变其政策否则就要遭到揭露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提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卢那察尔斯基得到一定时间来调整他的“阵线”。卢那察尔斯基一定懂得指的是谁，因此从根本上转变了他的态度。他在〔1917年〕7月犯的罪过立即不予追究了。

沙皇时代的年轻革命者并不都〔是小说书中的英雄〕。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秘密警察进行的〕侦讯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如果他们以后的行为弥补了这种弱点，党并不会决绝地开除他们，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923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开始把一切这种证据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来讹诈已经远远弥补了这种早期的缺点的数以百计的老革命家。他威胁他们要揭露他们过去的历史，使这些人吓得像奴隶般地顺从，并使他们逐步沦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他强迫他们去做他针对反对派的阴谋中的最卑鄙的工作，从而使他们永远同他自己共命运。那些不愿对讹诈屈服的人，不是被党机器在政治上打得粉碎，就是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我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我的私人秘书格拉兹曼〔就是这样死的〕。他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对党〔非常〕忠诚，〔非常兴奋和敏感〕，是一个有着毫无瑕疵的荣誉的革命者。他〔是〕早在1924年自杀的。他这种走绝路的行动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在他死后为他雪冤，并对它自己的执行机关提出〔非常谨慎和温和的〕谴责。

〔两年后，斯大林采取了企图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行动。①虽然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已经受到屈辱，但是他们的情况还没有明确化。事情发生在1926年。7月里，已同斯大林决裂，并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的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反对派的其他两个领袖是于3个月后，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开除出同一个机构的。同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夫人〕在穆拉洛夫和内战时期对他忠心耿耿的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前往高加索休假。叶努基泽把他们以前在基斯洛沃茨克住过的那所别墅〔交给他们使用〕。托洛茨基像过去一样地受到敬重，地方当局表现了真诚的尊敬，有时甚至是他们不能隐藏的热情。在偶然的以及非偶然的会晤时，他们真诚热烈地向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问候。基斯洛沃茨克所有的休养所，接二连三地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去讲话，每一个休养所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和欢送他。但是，中央的压力已经可以感受到。各省还没有正式接到关于改变“阵线”的命令。斯大林还不敢公然发出这种命令，但是他暗中向他的抚督们表明了他的愿望。因此，我们不时遇到最近从莫斯科来的这批或那批人的明显冷淡的表示。我们听说，某些休养所辩论过是否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的问题。但是，那些反对邀请的人，人数和影响在那时都微不足道，所以在热情的多数的坚持下，还是一致决定邀请他。这样坦率地表示赞成列夫·达威多维奇，在莫斯科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

穆拉洛夫对发生的一切事情消息很灵通。他对于这些事情很敏感，而且懂得它的意义。我们感到不安，因此经常保持警惕。像通常一样，打猎是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因为它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由他们警卫和保护。但是情况既然有了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种警卫就有了双重意义，而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如对列夫·达威多维奇私人警卫员那么信任，他们是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的，内战前线上的紧密牢固的联系使他们同列夫·达威多维奇联结在一起。

苏联虽然纸张缺乏，但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真正地到处泛滥。今天，对这些著作进行理论上的评价似乎是不值得的。斯大林自己不可能再读他个人大约从1923年到1929年间所写的或所说的东西，因为它们同之后10年中他所写、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是显然抵触的。他后来所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以前的话，以至要转述这些政治废话，哪怕只是最简短的摘录，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十足的苦差事，而对耐心的读者，则像洗碗水一样的乏味。在斯大林派机器和反对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给发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概念，反对我们的目的就足够了。各种政治力量集结在这些概念的周围。这些概念有三个，它们有时互相部分地补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个概念同工业化有关。三巨头起初反对我提出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进行论战，他们把它叫做超工业化计划。在三巨头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组成集团后，这种态度更加强了。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的官方论点的总的倾向是：迅速工业化只有牺牲农民才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工业化速度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事实上，官僚主义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那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是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第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它从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它仅仅在这个问题上整整翻了一个筋斗，然后轻松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业化的纪录——大部分是在纸面上和演说中，呜呼!

在第二个阶段，在1924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内容缩小到这一主题，即我们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如果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联系，就会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其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但是表现了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这个斗争中出现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到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了解他们自己发动的斗争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