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的第三个概念，同反对平均、反对平等的运动有关。这一斗争的理论方面具有离奇的性质。在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信中，斯大林找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说的，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特权仍将保持着。马克思这句话并不是说要建立新的不平等，而只是说要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消灭工资方面的旧有的不平等。这句话被错误地解释成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理所应当拥有权利和特权。这样，苏联的前途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途脱离了关系，同时官僚主义得到了他们在苏联内部取得特权和统治劳动人民的权力的理论根据。

因此，进行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仿佛是为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猛烈而疯狂地为反对平均而斗争，因为平等危害它的特权；反对不断革命，因为这危害到它的存在。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找到成群的支持者，这是不足奇的。他们之中，有以前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成群地参加国家机关甚至党机关，为斯大林的实用常识唱着赞美歌。

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在1922年进行得非常谨慎，在1923年则公开而激烈。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1924年公开开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对不平等的指责的斗争在1925年年底前开始，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官僚主义社会纲领的轴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公然直接地为富农的利益进行的，所以需要以蜗牛速度来发展工业，是为了让富农得到对抗社会主义的没有痛苦的解药。这种哲学在当时是右翼的哲学，也是斯大林派中央的哲学。官僚主义和农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时期鼓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平等的斗争把官僚主义不但同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而且同工人贵族空前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平等成为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从1923年到1928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纽带把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了。

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的热月派显示了它同法国原来的热月派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个时期，准许富农向贫农租借土地，并雇用贫农替他做工。斯大林准备把土地租给私人40年。在列宁死后不久，他秘密地企图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在归“私人持有”“许多年”的幌子下，转移给他故乡格鲁吉亚的农民作为私人财产。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显示了他的农民劣根性，在他身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是多么顽强。根据斯大林的秘密指示，格鲁吉亚的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拟订了一个关于把土地转移给农民所有的计划。只是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抗议（他听到了这个阴谋的风声）和这个计划在党员中引起的震惊，感到自己还没有充分把握的斯大林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自然，在这件事上的替罪羊是那个不幸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们摆脱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主义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经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1927年，就像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贪婪要求，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土地十足的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缴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在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分配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分配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官僚主义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帮助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

请记住，在1908年到1911年及其后的反动年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拒绝对君主制发动直接的进攻。它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为恢复革命传统和保护某些干部而斗争，以便为最后的进攻做准备；对发展中的事变进行不倦的分析，以及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来锻炼先进的工人阶层。左派反对派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别的做法。的确，苏维埃反动政权给反对派造成的处境要比沙皇反动政权给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处境困难得多。但基本上，任务是相同的——保持革命的传统，党内的先进分子保持接触，分析发展着的“热月政变”的局势，为世界范围内和苏联的将来的革命高潮做准备。一个危险是：反对派可能低估它的力量，在若干过早的试探性出击之后放弃执行这一任务。在这些试探性的出击中，先头部队不但要同官僚机构的抵抗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同群众的冷漠发生冲突。另一危险是：在确信没有可能同群众、甚至同群众中的先进部分保持公开联系后，反对派会放弃斗争而潜伏起来以待较好时期。这就有完全遭到失败的危险……

革命粉碎并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这就是它的实质所在。群众登上舞台，他们决策，他们行动，他们用自己的史无前例的办法制定法律；他们审判，他们发布命令。革命的实质在于，群众本身成为它自己的执行机关。但当群众离开了社会舞台，退居于他们各自的市邑，撤退到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住宅，变得困惑、幻灭，疲惫的时候，这一场所就变得荒漠冷落了。而当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占据这个舞台时，它的荒凉只是更甚了。自然，对自己和群众缺乏信心的领导人总是忧心忡忡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反动取得了胜利的时期，军事警察机器比在旧政权下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由革命到“热月政变”的这个转变中，俄国“热月政变”的具体性质是由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法国革命没有这种东西供其使用，体现于“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仅仅维持了1年，“国民公会”真正支持这一专政。“国民公会”比俄国的革命俱乐部和小组要强大得多，这里存在着革命动力同革命动力在议会中的反应之间的传统的矛盾。各阶级的最活跃的人们参加了革命力量的斗争，其余的人——中间人士、隐而不现的人、落后分子——似乎是自己选择了被摈弃的道路。在选举时期，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也包括相当大部分的半消极的和半冷漠的人们。在革命时期，议会的代表们比起他们所代表的革命派别来，要温和和有节制得多。为了支配“国民公会”，山岳派让“国民公会”统治人民，而没有让“国民公会”以外的人民中的革命分子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