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我刚进入社会时，“裁员”一词还没发明出来呢。新进员工大可一头钻进阶层体系， 替自己弄个小窝，混上十几二十年。那时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白蚁，生活在一栋不断在加盖的维多利亚式华厦里。整日啃啃梁柱，薪水支票一张接一张地领，没人注意我留下的小齿印儿。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旧金山某大银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了。我的伙伴迪恩和我在接受管理训练时，被挑出来负责一个“特别项目”。

“特别项目”这个称谓，意思就是“实质性岗位基本都安排满了，而且都安排给那些乍看起来不会显得像你那么无能的人”。我当时的水平还真是那样，而迪恩实际上已经很善于表现自己的能力了，也被派到这里。于是他陷入思维定势，认为他是因为对某人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而受到了惩罚。

我们的工作是为各分行建立一套电脑信息系统。我们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迪恩只看过一次电脑，我嘛，曾听迪恩讲过那次经历。

我们的办公室是间闲置的储藏室，位于地下室停车场旁边，刚好够放两张旧书桌和嘎吱作响的椅子，空荡荡的墙壁，没有铺地毯，没有窗户，但有讨厌的回音。整个像间牢房，只不过没有图书馆和免费的健身房。

有时我会打电话给公司其他人，询问关于我们的项目很重要的信息。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知道？” 

我会装出煞有介事的口吻，用小名称呼资深副总裁，扬言整个自由世界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份资料能否顺利移转过来。像这样：“比尔(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需要 它……以维护我们伟大国家的独立。”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总是很快就拆穿我就是那个头发剪得很难看、穿一身廉价西服、坐在停车场旁边储藏室里的二十二岁小鬼头。如果我那天的领袖气质过于浓厚，他们会在挂掉电话前骂几个脏字。

最后迪恩和我沦落到坐在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讲同事闲话、盘算自己的支票账户余额、幻想当天太阳有没有出来。无聊的时候，我们会捏造需要的信息，打几个小时响屁，直到两人都相当确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装成“用户需求”，交给一个名叫芭芭拉的女孩，她花两个星期就把系统设计好了。整个项目做了大约一年，因为它不是那种希望你赶快完成的工作。

完工后的系统真是不准确得离谱。但主管要我们放心，因为他只采用能支持他个人观点的数字。

就在这一年，我觉悟到，如果公司少雇用几个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就会运作得更顺畅。接下来的几年，全世界的主管都有了同感。这就是裁员的前夕。

第一波裁员，裁的就是我和迪恩这种(迪恩和我逃过这场劫数，因为我们预知它会降临，早已开溜到其他较有保障的部门。——作者注)—— 也就是那些从理论上讲似乎不错，但毫无实际功用的职位。裁完之后公司的收益会增加，也不会有人因此而加重工作负担。

第二波裁员就要比较难挨。留下来的员工必须接手离职员工的职责，但多半情况下，这都是“义务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时间延长，却没有可能去争取加薪。结果也是公司的收益增加。他们明白这是个只赢不输的办法。

第三波裁员中，不少重要的职位也将遭到大量裁撤，但大部分的冲击都要等一年后才能体现出来。这包括研发、开发新系统、企业扩张、训练等领域。结果，公司的收益仍然增加。裁员，就好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比较大胆的公司是在考虑第四波裁员，以为可仰仗“流程改造”释放出更多炭烤人干儿，把裁员的野火烧得更加烈焰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