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北纬45度的天盐小镇，我吃过一次地道的中国饺子，也听到了来自中国东北的日本留华遗孤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去年的盛夏，东京如火似炉，把芸芸众生烧得纷纷逃向稍凉的乡野荒原。我和几个友人结伴踏上了北海道之旅。从东京飞抵札幌后，我们租了一台丰田越野车，直奔最北端的宗谷岬。途经富良野的薰衣草田，那里是紫色的花海，美不胜言。接下来路过风景如画的田园之乡——美瑛（静谧的色彩世界），再过旭川，沿日本海北上黄金岬看夕阳晖照。山绿如玉，天蓝如水，云轻如絮，云闲风静，天地如画。北海道的夏天，美得可以摄魂荡魄，美得让人欲醉欲仙。孤车一目尽天涯，遥看烟村八九家。我们的人和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在野色空旷的北海道大地上。

三天后，丰田越野载着我们从最北端的宗谷岬返回旭川机场，途中在天盐小镇，人车俱疲的我们，走进了路边一家叫“龙”的饺子馆。随着一声“衣拉夏衣马赛”的迎客声，我们落座在餐馆的木椅上。一个矮壮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眯眯地走来，递给我们冰水和一张菜单。水饺、烧饺、炒饭、马铃薯蛋花汤。“龙”里只有这四样餐饮可点。我选了水饺，铃木和山田各要了炒饭和烧饺。然后，又要了一大碗蛋花汤。在这个小馆里，看到有水饺可吃，有种格外亲切的感觉。因为日本的餐馆大概只有烧饺，即使在东京，如果想吃水饺的话，也要不知所踪地满街寻找。

老人等我们点完后，对着几步外帘子里的厨房，用中国话喊了起来：水饺、烧饺、炒饭，还有一碗蛋花汤。我被他大嗓门的国语惊住。原来真是进了一家地道的饺子馆，心中窃喜：能吃到原汁原味的中国饺子了。

我用中国话和老人打招呼：“您老好呀，我是中国人，我们讲中国话好不好？”“是吗？好，好，好呀！”老人笑着连声说好。一口地道的中国东北话脱口而出：“你是哪嘎哒的（东北话：哪里的）？怎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是逛景吗？”“是呀，我们刚从宗谷岬开车过来，路过你这儿，吃完饭我们还得赶去旭川搭机回东京。”我指着店里墙上的那幅北海道旅行地图，用东北话和他交谈着。“你老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在哪学的？”我有些好奇地问老人。“哈哈……”老人应声笑着，先去把烧饺和炒饭端送过来。我的同伴们开始用餐，我的水饺要花点时间煮，正好和老人闲聊。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到了我旁边，笑呵呵地对我说：刚包好不久的白菜蘑菇肉饺子，你有口福赶上了。冻过的饺子和刚包好的饺子味道不同。我这个吃饺子长大的东北人，心里明白这个理。饺子出锅后，一个中年女人端着送到了我面前。白胖胖热腾腾的水饺，馋得我马上把筷子伸向了它们。老人笑着吩咐转身离去的女人：“大花，拿个蒜头来，让人家就饺子吃。”中国东北人吃饺子，没有大蒜，就缺了一半胃口。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后，吃蒜的日子屈指可数。日本人不喜欢大蒜的味道，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都收起了吃蒜的欲望，不然张口满嘴蒜气，非把日本人吓跑不可了。如果想让日本人讨厌你的话，最温柔的一招，就是吃完大蒜后走近他们。这是在北海道，北海道有最清爽的夏风，这是在地道的中国饺子馆，馆子里有一个正和我说国语的老人，我突然想放纵地吃大蒜了。

手工水饺，面皮弹力筋道，一口咬下去，白菜和韭菜，蘑菇和肉，鲜美无比。每吃一个水饺，我就咬一小口大蒜，连声说着：好吃，真好吃！饺子吃完后，老人又冲着厨房喊起来：拿碗饺子汤来。原汤化原食，中国人吃饺子的习惯。没想到在这家小小的饺子馆里，我找到了种回家的感觉，眼睛里有些温热。

“老伯，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在这里开饺子馆？”我边喝饺子汤，边和老人聊起来。“我叫村上龙，我的中国名字叫王富仁。我是黑龙江尚志人，是遗华战争孤儿，回日本快十年了，去年才来这儿开馆子。厨房里忙活的是我大儿和他媳妇，老伴腿脚不好，在后面的家里待着。” 

我听说过在日本生活着的这样一个特殊移民群体——中国遗留孤儿。他们说着生硬的日语，在日本社会底层挣扎着，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遗孤。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陆续返回日本定居。除了这些，我对这个群体，从未深刻地了解过。其实，不仅我这样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就是一般的日本人，也不了解这个群体。不论那场残酷的战争毁灭了多少生灵，肢解了多少亲情，割断了多少血缘的脐带，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后，人们已淡漠了那曾经撕心裂肺的痛。

饺子是地道的中国饺子，村上龙也像是个地道的中国东北农民。他黝黑的、饱经风霜的老脸，粗糙有力的老手，他的大嗓门，还有他的善良憨厚和满口癍黄的牙。叫他王富仁，更觉得像他。我开始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