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后海北岸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我84岁的姥姥刚刚倒完煤灰，正提着那只破桶向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大杂院走去。她几次停下来，回头朝大街上张望。见此情形，刚从院子里走出的邻居薛奶奶询问缘由，姥姥叹息着告诉她：“我是在看老五，她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连个电话都没有。”

姥姥不知道，在公共厕所的山墙底下，为了讨债，我的四个姐姐正躲在一辆面包车后面等着我。这时，我的另一位债主——刚刚下夜班的姨父骑着自行车从胡同的另一边也赶了过来。看见他，三姐连忙轻声招呼，随即把他拉到面包车的后头。指了指不远处的姥姥，三姐说：“如果想跟老五谈钱的问题，最好别让姥姥知道，因为姥姥根本就不讲理，只是一味偏袒老五，不但咱们的钱一分要不回来，十有八九还得挨姥姥一顿骂。”

不一会儿，两个老太太聊完了天，各奔东西。就在姥姥又一次朝大街上张望时，面包车突然发动开走了，结果这几位无处躲藏，一下子暴露在姥姥的面前。

果不其然，姥姥愤怒不已，坐在她那间黑洞洞的屋子里，敲着烟袋锅子把四个姐姐和姨父一顿臭骂。看到这五块料都颇有些不服，姥姥愈发恼火，一个接一个地质问：“那几年你们一个个那么困难，老五是怎么帮你们的？哪个没跟老五借过钱？又有哪个如数还清了？更不要说，搬进楼房之前，你们谁家的小厨房不是老五给盖的，你们哪个给过老五一分钱吗？可现在，她遇到了困难，跟你们借了点儿钱，你们就跟黄世仁似的天天跑来要债，就算你们一个个不讲亲情，可总不能不讲良心吧……”

大姐、二姐和四姐被姥姥说得泄了气，同意暂时不再催我，一个个无奈地按姥姥的原话发了毒誓。但三姐和姨父却不肯就范，尤其是三姐，摆出一万条理由与姥姥争论，说得姥姥哑口无言。结果姥姥生气了，一下子蹦起来，抡起烟袋锅子便朝三姐打去。

就在这时，邻居二哥推门走了进来，不由分说便把姥姥拉到了廊子上。神秘兮兮地掩上门后，二哥低声告诉姥姥：“大事不好，你那心肝儿老五又出事儿了。”随即他掏出个牛皮纸信封。这样的信封姥姥曾经见过四次，虽然她没有上过学，但信封上的两个字她却认得，那是“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