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对了，爹，让秀珠她娘俩在家住几天，我吃过饭就得赶回去。”

柳芹道：“庆升啊，你要走，她娘俩就得跟着走。可那是为啥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陈庆升叹口气：“爹，您是不知道，那个马应民，仗着当个县长，处处和我过不去。上回上司要提拔我，他一句话给挡了。前天我上班晚了十分钟，他当众叫我下不了台。”

赵老嘎一口将刚出锅的饺子塞到嘴里，也不嫌烫：“谁？马应民？”

陈庆升道：“就是当年那‘五圈半’的儿子。”

赵老嘎连嚼都没嚼，整个将那热气腾腾的饺子吞到肚里，恶狠狠道：“他妈了个巴子的，原来是‘五圈半’的儿子，他活腻歪了？”

说到这“五圈半”老马县长和赵老嘎竟有一段不大不小的恩怨，连赵老嘎这个外号还跟他有些许关系。而赵老嘎的三个弟弟也受此牵连，分别得号：二老嘎、三老嘎、四老嘎。

那年赵老嘎才十来岁，刚过了撒尿和泥的年龄。当时朝阳县新上任一位县长，姓马，外号“五圈半”。这“五圈半”外号得来也有一段典故。他平时戴一副深色眼镜，镜片一圈套着一圈，看上去比啤酒瓶子底还厚；但这还不是“五圈半”的出处，当时朝阳地片还没人敢正对着县长眼镜数圈圈。马县长曾留过一根黑白相间的大辫子，平时耷拉在脑后，晚上睡觉才一圈一圈缠绕在脖子上。有时候借着点酒劲，往床上佳人猛扑之前，只一甩，那辫子便“刷”的一声跟辘轳上的绳子似的整齐的盘于脖颈之上。他小老婆吴氏细心，认真数过，共五圈半多一点；但这也不是“五圈半”外号的出处，因为这属于马县长和他小老婆之间的私密，只要吴氏不说，外人只知道他辫子长脖子细，铁丝似的顶着个拨浪鼓脑袋，没人知道那辫子居然能在脖子上盘五圈半多一点。

话说马县长一日到乡间体察民情，绕着一农户的玉米地转了五圈半，突然灵机一动，下意识地将床上才有的盘辫子动作搬到了地头，手向身后背去摸索着辫梢，还想潇洒地甩到脖子上，摸了四五下，光秃秃的啥也没摸着，这才想起一事，心说：“他爹了个尾巴，这都民国了。”

辫子没甩成，但事定了下来，也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去满清的“摊丁入亩”税赋制度虽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比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进步，但中华民国更需要进步。马县长光想着进步，别的也没想太多，也没管自己有多大屁股能穿多大裤衩，反正当时民国正忙着军阀割据，政令乱套，只要盘踞一方有点头脸的都可以比划比划，就开始“锐意进取”、“大胆改革”。

改革的核心就是将“摊丁入亩”改成“按圈收税”。一亩地的周长用马县长的腿量正好是县衙门大院的五圈半，于是一拍脑门，就把按土地面积收税改成按周长收税。过去每亩收税二钱五分，现在每五圈半收税二钱，这样算下来每亩地比过去少收五分，马县长“五圈半”的外号因此得名。

按马县长的话说，这种“五圈半”计税方法的好处是给农民的税赋大大减轻了。农户听说后无不欢声雷动，都说朝阳县来了一位“五圈半”的清官。但收税时，大家都傻眼了，没想到马县长是个大个子，足有一米九。那身高在那个年月相当于今天的姚明，他说的“五圈半”是按他的大长腿丈量，收税时却按计量员的小短腿量；还特地招了一批武大郎似的小矬子当计量员。这样一来，一亩地就不是五圈半了，有的甚至达到七八圈；税赋非但未减，反而更重了。但马县长又说了，“改革就是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

当地的农民当然不傻，这么简单的长短问题连不识数的赵老嘎都算得明白，加上连续三年大旱，农户们早被逼成了一座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县衙门的布告刚贴出来不到三天，马县长的先进试点经验还没及上报到省里，各地就涌现出了七八支抗税团体，尤以朝阳县西那支人多势众，领头的叫曹秀亭。

曹秀亭是前清的秀才，但说话不怎么之乎者也的拽，甚至很少说话，一般都是别人说话，他在旁边耐心地听；不光听，两只眼睛也不闲着，死盯着说话的人，像X光机似的给人的五脏六腑透视，直盯得说话者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还是把不该说的给说了，别人就问：“曹先生，俺刚才说的哪疙瘩有错？”曹秀亭还是不言语，继续死盯着对方，最后落得大家谁都不敢在他面前说话，只剩下他说话的份，就这么，曹秀亭成了一伙人的头领。

赵老嘎第一次见到曹秀亭，就喜欢上了那双能透视的眼睛，觉得他很神奇，不吵不嚷的，只凭盯人就让大家服气，连孟杖子、偏沟子、龙头岭的胡子都服服帖帖地归顺到曹秀亭麾下。赵老嘎也想练出那让各路神仙魂不附体的眼神。他跑回家，先拿他爹开练，没盯几眼，就挨了他爹一鞋底子，只好转盯他妈。他妈正给他爹纳鞋底子，看见儿子直勾勾地瞅自己，以为中邪了，放下锥子，就喊他爹：“他爹，天龙好像中邪了，快找黄半仙来喊喊。”

赵老嘎他爹向来不信什么妖魔神怪，高喊着“他妈了个巴子”拎着鞋从屋里追出来，照着赵老嘎屁股又是一顿鞋底子，直打得赵老嘎再不回家，伙同马坡的杜二脑袋、天沟的许三骨棒几个狐朋狗友径直投奔曹秀亭抗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