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民法学的前期发展

按照法制史学者俞江的研究，中国民法学诞生至1949年，产生了三代学者。第一代学者，是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大致出生于1885年以前，有国学根底，有留洋背景，逢清末修律之盛，曾投身其中，为近代法的移植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活跃期是1900年至1927年。这一代学者虽在专业上也有分工，但并不重视个人学术成果，而是重在事功，多投身于立法、司法或法学教育。以董康、江庸、余启昌、王宠惠、陈菉、郁华、张知本、张一鹏、陈时夏等为代表。

第二代学者，大约出生于1885年以后。其中一些仍有国学根底，但总体上不如第一代。清末修律时，他们正在国外留学。这一代学者将实务、教学和研究结合较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创作高峰期。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前，有一段法学研究繁荣期，就是这一代学者唱主角。这一代学者的治学风格，以“通”为特征。其中，陈瑾昆、戴修瓒、朱学曾、刘志敭、应时、欧宗祜、欧阳蹊、钟洪声等先生，在民法学上都有精深的造诣。

从1912年到1927年，是第一、二代人同台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民法学的“黄金年代”。当时存在着一个横跨立法、司法、学术三界的大的法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使法律界在政治面前保持住一种独立的声音，并在维护法律人的共同信念，提供知识和经验积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代学者能以“通”治学，与这一共同体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参与民国民法典纂修的史尚宽、胡长清等，以及在20世纪30、40年代成名的民法学者李祖荫、楼桐荪、阮毅成、吴学义、周新民、郁嶷、李宜琛等先生，构成中国近代民法学的第三代。他们大多在国内接受新学教育，然后出国深造。第三代学者少有跨两个学科的，除非是法学通论和一个部门法。最多是民法总则，兼修一门债法或物权法。

大约在30年代中期，第三代学者开始在某一领域表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独到的见解，如史尚宽、胡长清等在民法总则方面，王去非在物权法方面，李谟在债法方面，郁嶷在亲属法方面，曹杰、郑国楠在继承法方面，等等。那种跨学科的、同时在其他部门法方面有造诣的学者已不多见。这种趋势到40年代就更加明显。首先是李祖荫的《民法概要》（1941），接着是李宜琛的《民法总则》（1943），风格上都有思维绵密，全面系统，以及学术气味浓烈的特点。另外，还有龙显铭的《现行法上租赁之研究》（1944）和《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1949）等。这种从小处着眼的专题研究，是在上一代学者那里看不到的。这些作品的出现，虽然已是40年代中后期，却反映了第三代民法学者真正的研究风格和方向。这种风格，就是向专深方向发展。其中，“专”的特点，已表现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