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不能公开这种信息。”

“那么《信息自由法案》是做什么用的？”我说。

“它又怎么样了？”

“难道这里就没有其他能说话的人了吗？”

她并不欣赏我的执著，也不喜欢我的腔调；她讨厌我的一切，而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她就像戈登泰特斯一样。天哪，有些日子你就不该起床办事。她一言不发地从办公桌前起身走开，片刻之后，带着一位女治安官返回来了。这位女治安官态度友善，但同样固执。我又将烦人的老调重弹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唉！不管怎么说，谢谢啊！这事儿可真够有意思的。”我说。

在停车场里，我坐在车上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这就是讲真话的代价，我满怀义愤地想。我被逼得撒谎、骗人，甚至偷东西，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真诚并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特别是和这些坚守法律与秩序的人打交道时。我瞟了一眼放在旁边座位上的警方报告，静待自己的沮丧情绪渐渐平息，然后才捡起它。

根据比比安娜在现场对警官的陈述，她当时正沿瓦尔迪斯度公路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向南行驶。一只猫飞快地穿越路面，她不得不踩急刹车并猛打方向盘来避开它。她的车出现了侧滑，于是她撞上了一辆停放的汽车。当然了，她没有目击证人。收到消息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对浅表性挫伤和擦伤做了急救处理，随后将她送至圣特里医院急诊室做X光检查。当时她主诉颈部与背部疼痛。我不知道医院的收费处是否会有她的确切地址。这事或许还会涉及代表她所撞那辆车车主的另一家保险公司，而且通常对方理赔人员的档案中可能也会记录下一些信息。比比安娜肯定住在某个地方，我一定要把她挖出来。我回到办公室打了几个必要的电话，结果仍是一场空。我又给隔壁的玛丽贝尔弗劳尔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告诉她我还在调查这个案子。

两点一刻时，我满腔怒火地将这件案子朝边上一扔，将其他时间用在处理日常文书的工作上。我知道，让自己满脑子装的全是比比安娜迪茨，这可受不了。现在，戈登泰特斯已经死死地盯上了我，我得在工作上弄出点儿名堂来才行。我不辞劳苦，用心研究了其他几个案子，了结了一些书面文章。可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心中有所牵挂，某些东西总在困扰着我。这件案子并不是由于它的档案被转交给另一名理赔员而显得不同寻常，而是由于帕内尔之死，这似乎才是我真正在意的地方。